城镇化背景下村民环境抗争何以失效——以H村机场噪音环境抗争为例

基于南京市H村机场噪音环境抗争事件的调查,发现村民在不同的抗争阶段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即在不触及法律底线的前提下“依理”行事,不断地改变抗争的方式,以期问题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但由于村庄内部利益群体分化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村民环境抗争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最后,笔者认为健全利益受损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转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激励机制对解决底层群体抗争事件至关重要,这有利于维护村民的利益,也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     

中国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逻辑

政策试点是中国国家治理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遵循“由点到面”逻辑以试验手段制定政策的一种常规性工作方法。低碳城市试点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开展试点,探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模式。现有文献侧重低碳城市建设的内涵、建设模式与路径、温室气体的核算方法、政策手段、峰值研究与达峰路径、效果评估等,有力地支持了低碳城市建设决策,但对于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鲜有涉及。本文从政策过程理论、央地关系两个视角,结合府际学习与竞争关系,建构了中国低碳城市政策“试点–扩散”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中国的低碳城市试点具有探索型开拓性、综合型专业性、授权型自主性的特点,结合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文件要求和实践进展,从政策试点的选点、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五个方面对于中国低碳城市试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相较于经济领域的其他政策试点,低碳城市政策试点具有弱激励弱约束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学习能力和领导力,在政策创新方面表现出争先、自主、效仿和守成四种行为特征,并以杭州、深圳、镇江、成都四个表率城市做了实证。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可能在现实中需要往复多次进行,中国已陆续开展的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就遵循这样的政策逻辑。试点的意义是试出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从前三批试点城市评估结果来看,试点城市在低碳发展目标设定、转型路径探索和低碳发展动力转换等方面与社会的预期仍有差距,为此本文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四点建议:一是激发城市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低碳城市试点的科学论证机制;三是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四是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导向。     

地方协调发展的政府财政保障分析——以三亚市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为例

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置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政府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的保障作用,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文章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监测指标体系,充分利用现行有关监测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的测算结果,同时引入发展协调度的应用.在梳理政府财政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理论关系基础上,文章明确了地方政府财政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协调作用.通过综合运用了加权平均、回归拟合、主成分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不但验证了发展的协调能力与发展的综合能力的高度相关性,还验证了财政保障地方协调发展的有效性.亦即,地方政府财政通过发挥协调功能,可以以更快的速度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在结合三亚实际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政府在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协调发展战略中应采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先保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建立财政保障长效机制调整既有的利益格局等一系列有益的政策建议.     

载入中华特产史册 繁荣地方特色经济《中国特产年鉴》征稿启事

特产是地方的、民族的乃至人类的宝贵财富。在幅员辽阔的中国,特产种类繁多、内涵丰富。伴随中国经济的腾飞,特产消费需求猛增,特产经济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亮点。然而由于特产的产业属性繁杂、特产的品牌开发与保护滞后等诸多因素,使得当前市场上出现了买特产难、卖特产难、找特产难、认特产难的怪现象。其间特产信息和特产文化的传播极度困乏是形成市场渠道不畅的主要因素。     

美国公共管理面面观——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感受美国

美国政府的公共管理是建立在美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 美国的政府体系是由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个层级组成的联邦制政府体系,它们分别具有各自独立的政府权威和管辖领域．实行多中心治理和法定分权体制。联邦政府由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三个分支组成,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生态补偿主体的法律建构

生态补偿机制运行首要解决的是谁补偿谁即主体问题,生态补偿的主体制度即是生态补偿实践中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过分强调政府的补偿主体地位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的和单一的生态补偿主体,不利于形成开放的生态补偿主体体系,生态补偿主体的类型化可能背离生态补偿立法与实践的客观需求,弱化生态补偿理论的统摄力.生态补偿主体是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它以权属明确为一般前提,在主体的权利明确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各种利益之间的合作.生态补偿机制以政府补偿为主导,以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责为关键.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应以责权利相统一为一般思路,以生态利益相关者概念界定为重点考量.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过程是生态利益相关者不断博弈与合作的过程.     

影响环境治理的地方性因素调查

相对于全国的情形,由于人情、地缘、经济诸多关联性,地方的环境治理更多的是受地方自身的因素影响.为了解地方性因素对于环保执法的影响,本文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以问卷方式调查了其环保部门执法人员对于地方性因素的认知.调查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之需求有影响但并不是影响环保部门执法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人情确是一个影响的因素,但也不是关键的,影响执法的关键性因素是地方政府.中国地方经济发展属于政府主导型的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说,环境治理也属于地方政府主控型.因此,需要在制度安排上给予环境利益相关人如村民、居民一个有效的监控机制,造成一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尽心尽职全力支持地方的环保工作.由此推论,目前媒体和民间组织可以成为这种压力源和群体.     

构建长效机制

菏泽市是山东省西部的一个农业大市,位于苏鲁豫皖4省交界处,辖八县一区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人口905万,面积1万2239km^2。2007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659．91亿元和42．11亿元,比2006年平均分别增长17．1％和40．2％。     

推进村（社区）安全管理规范化建设提升安全监管水平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不断强化,村（社区）级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部分村（社区）年工业销售收入达10亿、20亿甚至100亿元以上,但由于有些地方政府还存在着重经济发展,轻安全生产管理的思想,使得部分村（社区）在安全生产管理上存在着不少问题,辖区内企业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因此,在村（社区）级经济社会持续、快速、     

我国小煤矿关而不死现象的制度变迁分析（下）

制度变迁主体的利益博弈分析 我国从1982年开始对小煤矿采取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涉及4个利益主体,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小煤矿矿主和小煤矿从业人员。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分析,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小煤矿矿主3个利益主体能真正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过程,而小煤矿从业人员由于首要的是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缺乏话语权,对任何制度安排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