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推进

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要求．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和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都把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摆在了突出的位置，并对被征地农民、农民工和务农农民的社会保险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从认识、制度、政策、管理、技术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的创新和突破。如何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本刊采访了劳动保障部有关领导和专家．也邀请了正在进行推进这项工作的地方领导．就当前的实践和今后的发展战略．共同研讨。[编者按]     

建好最后一道防线——烟台应急救援体系建设问题与对策

2003年2月22日,“辽旅渡7”轮在烟台市龙口港附近遇险,随时可能沉没,当时船上有82人,情况十分紧急。烟台地方政府迅速启动了海上特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时组织了大批渔船前往出事海域进行搜救,除4人落水后因水温过低、经抢救无效死亡外,其余78人获救。这次救援,预案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受到中央政府和省委、省政府的表彰,被交通部称为“建国以来海上搜救工作最为成功的一次”。     

美国都市搜救应变机制与系统（一）

为在重大灾难及紧急事件中能使州及地方政府迅速部署国家都市搜救应变系统,以展开特殊的人员救援协助,美国建立了完善的国家都市搜救机制与系统,融合都市搜救队伍、事件支持队及技术专家等于一体,主要是协助并增加州及地方政府都市搜救能力,在国家都市搜救应变系统的都市搜救队伍中的成员有着高度的训练,且通常具有地方救灾人员所没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及装备。     

安全文化：企业的白细胞——全国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经验荟萃之一

“十一五”计划提出了“安全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并且把 GDP 增长率卡在7.5％。摆明了拒绝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态度。中央的明智却在现实当中遭遇了被地方政府误解的尴尬:地方经济指标普遍“赶超”中央,在全国31个省市公布的规划中预期平均 GDP 增速达10.1％。此种现象如何解释,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认识的文化基础。对政府而言,只有安全发展,才能可持续发展,以此保证社会的平安和谐发展;对企业而言,企业的高速发展和基业常青,只有在长久持续安全的基础之上方得以实现。在经济决定了速度和规模的时候,文化,决定了质量。制度只能告诉人们最低标准,文化却能激励广大职工不断超越自我,形成自觉意识和习惯。5月20～22日,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宣教中心安全文化研究所在山东黄岛发电厂召开了全国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与安全发展理论研讨暨经验交流会。会上,山东黄岛发电厂、开滦煤业集团、北京燕山石化集团、石家庄供电公司、兰州铁路局、武汉建工集团分别介绍了各自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经验和做法。不求全面,只求把他们最有效最有特色的做法在两期的版面里介绍给大家(以下文章皆摘编自会议发言稿件)。他们做法各异,却都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采用有效的控制手段就能保障安全;安全,体现一种更严格、更健康发展思维,安全文化是企业不可缺乏的健康因子!     

基本环境质量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

环境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环境保护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物品和劳务。通过保护自然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扩大有用资源再生产,其产品就是环境质量。基本环境质量是在环境容量允许的情况下,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的水清、天蓝、地干净的宜居环境,是能喝上干净水、呼吸清洁空气、吃上放心食物的安康环境。基本环境质量是人民群众健康生活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应当享受的最基本的环境权益。政府承担着公众赋予的公共职能和公共权力。地方各级政府是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人民服务为首要职责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     

简讯

中央财政斥50亿专项防治三河三湖及松花江污染 为进一步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各项治污措施落实力度,切实解决重点流域水污染问题,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50亿元,专项用于三河三湖及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财政部、环保部改进和完善了专项资金使用办法,     

协议保护：调和自然保护区保护与发展矛盾的新模式

中国是最早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自然保护区制度建立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建立起了种类较齐全,覆盖面较广,功能体制较健全的自然保护区网络,使得建立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保护区发展和经营过程中的一些难以用现有手段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尤其是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本要求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急切需求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而协议保护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协议保护在中国的初期应用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本文就中国目前自然保护区中因经济开发造成的保护困境和协议保护的特点及范例分析,阐述在中国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实施协议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有效实施需要高质量地方立法配套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以下简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的首要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基于各地在生态环境状况、经济发展程度、民族文化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性,《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有效实施有赖于高质量的地方配套立法。地方配套立法应当遵循《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确立的生态保护第一基本理念。细化和补充《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已有规定是地方配套立法的首要任务;在细化和补充时,地方配套立法应当在准确区分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的基础上将原则性规定具体化;同时发挥地方立法的规则创制功能,弥补上位法的空白。地方配套立法还应当体现和回应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中各地方的特殊需求。     

理顺职能,确保政府环保履职的统一性

《环保法》应当在法律上明确环保职能及其履行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而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各个部门的共同责任。在修订《环保法》时,应当吸取现实的经验和教训,将有名无实的"统一监督管理,分工负责"制改为"综合协调,分工负责"制,让环保部门摆脱"说了不算’的尴尬境地。     

以加强对政府环境责任的监督为核心修改《环境保护法》

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性问题,这决定了环境保护法应是一部以行政规范为主的法律,由此赋予了政府可根据客观现实对企业、公民涉及环境的权利义务做出相应调整,政府环境责任和环境治理绩效也由此产生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于发展阶段、政治架构的影响,地方政府面对环境与经济矛盾时更多选择的是经济而非环境,因此政府的环境责任并不简单在于环境主管部门,而在于整个政府。笔者认为要严格禁止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和主要领导人的不当干预,必须确保政府的可诉权和环境公益诉讼的实现。在经过各方利益的博弈之后,《环境保护法》将体现它的基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