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的北京市建筑密度空间分布规律研究

城市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建筑物的空间分布上,研究建筑分布特点可以为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提供指导.在突破以往建筑密度建成区的空间范围局限性的基础上,在GIS软件支持下,以2.0km×2.0km的样方为统计单元,利用样方中的建筑物基底面积/样方面积来统一计算整个北京市的建筑密度,通过分析建筑密度分布图来研究北京市建筑密度总体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绘制以天安门旗杆为中心的8个不同方向的剖面、卫星城之间的10个剖面以及将建筑密度与主要环线道路进行叠加进一步来详细分析建筑密度的空间变化特征.结果显示,北京市建筑密度等级类型空间分布图直观反映出了北京市建设已经从"单中心"模式发展转移为"多中心"发展模式,其主要发展区域主要集中平原地区,而西部、北部山区的建筑密度普遍较低.     

协同治理:推开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治理的大门

城乡结合部地处城市边缘,城市化之前,长期实行管理职责明确的单一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城市化改变了以农为主的区域特征,产业非农化、居民身份非农化以及伴随土地征用而来的村转居制,生态环境呈现出动态的复杂性,有必要从政府、环保NGO、乡镇企业和当地居民为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探讨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主要思路。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由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般表现为城市中心巨大的人口压力、经济压力与住宅压力等剧增,亟需向周围地区迁移,直接吞蚀了城市附近的乡村土地与资源,出现了一个     

坚持统筹兼顾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落实好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大战略方针，统筹城乡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环境友好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切实解决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环境污染问题，积极培养农村生态文明，以环境保护优化农村经济增长，为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环境安全保障，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势在必行。[编者按]     

城乡结合位置的垃圾收运资源化体系构建

本论文中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结合位置在处理各种垃圾资源化处理中的问题,认为如果不能构建完善的垃圾收运和清理体系,就会给城市发展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还从环境保护、人文关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阐述了垃圾收运体系资源化构建的重要性。     

城乡一体化导向的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研究

目前,生活垃圾对我国城乡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城乡居民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造成的严重危害,制约了城乡的可持续发展,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面对"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的严峻形势,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了城乡一体化导向的实质及统筹治理的特点。从统筹治理主体的缺位、立法过于倾向于城市、环卫基础设施缺乏城乡一体化规划、缺乏统筹治理协调机制、公众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不一致五个方面指出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的困境,并提出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的有效策略:明确统筹治理主体,实现城乡生活垃圾统一监管;完善生活垃圾治理相关法律制度,使立法倾向趋于平衡;保障资金投入,实现城乡环卫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布局;建立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城乡居民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统一,以法律制度保障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     

国内外城乡协调发展理论与模式研究综述

城乡发展演变经历了由分离到对立再到融合的过程。阐述了城乡关系和空间结构的相关理论,重点对国内外协调城乡发展理论与模式进行了综述,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在城乡关系的发展阶段、研究重点与尺度、研究方法上的不同,试图为城乡二元结构较突出的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及促进城乡和谐社会的构建方面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依据。     

2015~2018年中国代表性城市PM2.5浓度的城乡差异

选取中国6大城市群中的11座代表性城市为研究区域,将监测站点划分为城区、郊区和乡村站,进而分析各城市间PM_2.5浓度的城乡差异规律.结果表明,同一城市群各城市之间,或同一城市的城区、郊区、乡村站间PM_2.5日变化皆较为相似.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城区PM_2.5浓度最高,高于郊区7.8%~9.7%,高于乡村11.3%~16.9%,而粤港澳大湾区和内陆城市群（成渝、长江中游、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城市郊区PM_2.5浓度最高,高于城区2.6%~11.2%,高于乡村16.7%~26.5%.各城市间城乡PM_2.5浓度差值的日变化规律不尽相同,可呈单峰（如上海）或双峰（如杭州）变化,极值可出现在白天（如广州）,亦可在夜间（如深圳）.PM_2.5的排放与传输扩散共同对11城市城乡PM_2.5浓度分布产生影响.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探索与思考——乡村地理青年学者笔谈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地域广阔,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路径需要体现乡村发展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区域性。来自乡村地理学领域的16位青年学者,以笔谈方式,对中国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开展了深入讨论。核心观点如下：（1）乡村振兴需要遵循时空分异规律,重点关注乡村发展的时空传承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衔接,建立彰显地域特色和具有可操行性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分类、有序地推进乡村的人居环境、产业体系、生态环境和治理模式等转型。（2）力求城乡融合和联动,构建城乡复合多中心网络体系,创新采用“乡村群”空间组织模式,以乡村内生力、城镇辐射力与规划约束力共同驱动乡村振兴。（3）在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农业承载着食品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态产品等多重功能,需要构建农业“全价值链”的发展路径,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乡村产业兴旺。（4）在能源富集区,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需求前提下,需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西南地区,依托山区特色生态、人文资源打造山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塑乡村旅游新品牌、构筑山水田园乡村家园;在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应与“东北振兴”战略协同推进,有序分类推进;在长三角地区,应在全面认知乡村工业化到乡村城镇化,再到乡村特色化,到乡村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阶段演化特征基础上,寻求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在西北地区,应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乡村“自主脱贫”的能力,实现从“输血”扶贫向“造血”扶贫转变;在京津冀地区,需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在资源型地区,乡村振兴核心将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高效农业体系替代以资源开采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在传统农区,优化耕地利用转型同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耦合格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混杂性”特征的乡村,需激活农村土地资源的资产和资本属性,推进空间有序整合与活化,寻求多主体共同参与和缔造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中国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举措,土地市场则是实现城乡要素流通的重要渠道,也是连接城乡发展的关键纽带。本文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与本质特征,探究了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量化分析了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土地市场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演进规律,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土地市场与城乡融合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期从土地市场视角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一条可实现路径。结论如下：（1）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价值重塑的过程,旨在消除阻碍城乡发展的因素,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实现城乡发展要素回报趋同,本质是通过城乡互动互补实现城乡地域功能的整体优化。（2）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的作用是利弊双轨的权衡,作用方向取决于土地市场是否是良性市场。城乡二元分配体制与社会融入受阻背景下,扭曲土地市场掣肘城乡融合发展。（3）2005-2013年中国土地市场稳步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略低,土地市场规模、土地市场价格与土地市场化程度分别提升113.66%、274.09%与37.07%,59.34%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下滑,二者反差明显,且均具时空分异特征。（4）现阶段,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更多体现为滞碍作用,但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存在“低水平陷阱”,突破88.64%的抑制拐点,即可发挥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重塑土地市场发展价值取向,加快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探索人口—土地挂钩机制是后续工作的重要方向。     

京津唐地区农村-城市转型研究

以农村发展为视角，城乡一体化为背景。详细分析了京津唐地区农村—城市转型的特征、动力机制和类型。通过分析，文章认为促进京津唐地区农村一城市转型的因素一部分来自于农村内部的改革和发展．一部分来自于中心城市的经济技术辐射。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推进京津唐地区农村-城市转型的主要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