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配套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拉动

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失衡的一大表现,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于此同时,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还受制于配套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本文首先探索性地构建城镇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采用2000—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城镇化水平、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其中重点从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探讨配套产业发展的调节效应。此外,在估计过程中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区域异质性,对于东、中、西部分样本还进行了分组对比考察。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城镇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工业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2)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由于配套优势,城镇化的推进更能有效地促进农村消费的提升;(3)东部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存在于工业化水平由最低端向中端攀升的过程中,而在西部地区,由于工业发展低效益伴随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及对当地耕地的低效利用,工业发展反而削弱了城镇化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通过促进农村消费实现扩大内需,本文研究的政策建议包括:在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要特别注重对配套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培育,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稳定就业。东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应是扶持工业最不发达区域,缩小区域之间工业发展差距,西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则在于提高工业发展的效益,引导农民工回流,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和模式。     

三峡库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测度

三峡库区作为长江经济带上特殊的地理单元,其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发展是否匹配,直接影响着库区的长治久安。选取库区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社会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测度体系,采用相关性模型对之进行检测,并通过静态协调度模型对15 a间两者的协调度定量分析。测度结果表明:(1)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2)在时间上,库区社会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测度体系协调度呈协调到失调的发展态势;(3)在空间上,库区不同区县差异明显,需结合具体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推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甘南藏族自治州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CSSCI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域,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2000—2015年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关系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研究期间甘南州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且处于较高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城镇化滞后型发展为优质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型,总体发展趋势较好。今后的发展中要注意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促进单个系统内部的均衡发展,以推动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SFA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CSSCI

基于SFA模型,测算了我国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能源效率,利用PCA方法合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指标,联合构建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能源效率呈负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新型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引起能源效率平均降低0.041%。2新型城镇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表现为中部较强,西部次之,东部较弱。3相邻省份能源效率空间上呈正相关,相关性自西向东逐渐减弱。城镇化与能源效率的协调问题亟待解决,应根据区域发展差异区别对待,充分发挥集聚效应。     

补齐乡镇政府环保作用短板

正新《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负责",其中包括乡镇政府环保的法定责任。乡镇处在工作落实的最前沿,乡镇干部对本区域情况熟、群众关系熟、工作路数熟,环境污染问题发现快、看得清,开展环保工作具有上级不可替代的作用,环保脱离乡镇恰似没了根的浮萍。因此,补齐乡镇环保作用短板,发挥乡镇环保的积极作用,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十三五"环保目标的重要措施。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生态环境     

城镇化对太湖平原河网的影响——以太湖流域武澄锡虞区为例

为探讨近年来城镇化快速发展等对太湖流域腹部地区平原河网水系的影响,选取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城镇化程度很高的武澄锡虞区为例开展了研究。以1960年代、1980年代和2003年水系为基础,依据河道宽度对水系分级,并从河流地貌学角度定量分析了河网密度、水面率、河网复杂度、河网结构稳定度、分维数等结构特征及长时间序列的水位变化。结果表明：研究区水系要素基本上都在减小;不同等级的河流长度和河湖面积除一级河流面积增加外,均呈减少趋势。河网密度、水面率、分维数均变小,河网复杂度、河网结构稳定度下降,河网演化趋于主干化、单一化,河湖连通性下降。城镇化前后变化显著,且1980年代以来变化加快。同时城镇化背景下的水系衰减对河网蓄泄功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年平均水位和汛期水位呈现上升趋势,导致洪灾风险增大。故在城镇化过程中应遵循河网演变规律,促进水系的保护     

城镇蔓延与滞留型城镇化人口

在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城市蔓延概念的城镇蔓延。在户籍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下,政府主导的城乡空间转化,将造成其中人口城乡身份识别的困难。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人口聚集与城市空间增长的动态均衡模型来研究政府推动下的城镇空间扩张对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镇蔓延中除了造成城镇空间的扩张,还产生两类"半"城镇化人口:滞留型城镇化人口和未市民化的进入型城镇人口。与"离土离乡"的进入型城镇人口不同,滞留型城镇人口"不离土不离乡"却由于生存空间划分为城镇地区而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户籍人口在城镇地区的变动规模进行分解,发现因为城镇蔓延而产生的的滞留型城镇化人口规模超过进入型城镇化人口,成为农业户籍城镇化中最大群体,且该类人口主要集中在镇区。对这类人口的忽视,将对理解我国城镇进程及其作用产生偏差。而城镇蔓延造成的复杂人口结构需要社会重新考虑我国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从空间管理向人口管理、率先解决滞留型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问题以及严格控制小城镇土地城镇化现象,将推进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提速,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之前较多的研究关注了城镇化对于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较少有研究者从城镇化影响进城人口环保行为的微观视角来探讨城镇化对于降低环境压力的正向效应。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3年数据,本研究通过比较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环保行为的差异验证了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考虑到由选择性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果支持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改善效应。另外,本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在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大,而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小。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两个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中间机制并进行了初步验证:一是农村户籍居民进城后通过媒体接触,与城市居民互动获得更多环境知识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二是农民通过改善了环境关注水平,环境重要性认知等环境态度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本研究认为城镇化对于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正向影响对于降低城市环境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公共决策部门应继续利用城市载体对规模人群的辐射效应,并不断通过政府引导、媒体宣传和社会参与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保护环境的城市社会环境进而不断改善公众环保行为。另外,针对进城农民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率较低的现状,城市政府既要不断提升进城农民的城市融入水平以改善进城农民对融入城市的环境关心水平,也应不断健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的参与机制以保障其参与渠道畅通。     

新型城镇化中的协调思想分析

针对城市化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文从"人地关系"理论出发,提出新型城镇化本质上应强调城乡协调,全面整合城乡聚落体系,使大小不同、功能不同的各类聚落,形成统一和谐的整体;除了大、中、小城市及村镇协调发展之外,还应考虑景观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相协调,居住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城镇化相协调,有型的城镇化与无形的城镇文化相协调;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政府作用应与市场作用协调,其中市场推动是主要的动力,政府只能根据市场规律,顺势而为,恰当助推;城镇化实施中,要注意上下协调,首先预测区域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和城乡格局,再根据城乡聚落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结构,规划每个聚落的区位及发展规模。     

城镇化中的城市污染、失业与经济发展政策的效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化的发展受到了密切的关注。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显示出了令人瞩目的"生态问题",因此,环境保护、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成为当今的热门话题。发展经济学中的哈里斯-托达罗(Harris-Todaro)模型解析了城镇化中的劳动力移动等问题,该模型认为城乡劳动力移动的动因是劳动者的收入差别,其中还未考虑到环境问题,如今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深刻,尤其近两年在中国境内大面积出现雾霾天气,大气污染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环境的恶化,使得一些人迁出大城市甚至移民国外,即所谓的"环境移民",考虑到城市污染会影响消费者的效用,从城乡效用的差别角度分析劳动力移动则是对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一个新的扩展方向。本文拟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框架内导入环境污染并考虑环境污染对劳动者的负效应,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法分析城镇化中的环境保护政策、最低工资制度和关税保护政策的经济效应,比较静态学的计算结果表明:①保护环境的政策虽然会使城市失业增加但对全民的福利增加是积极的;②利用关税保护重污染行业虽然可能减少失业但却会恶化环境,对全社会福利的提高是消极的;③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水平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因此本文认为,城镇化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以增加全民福利为目标,污染削减技术的改善和城市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是积极的绿色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