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环境污染损失调整的重庆市绿色GDP核算研究及应用

传统的GDP核算模式建立在资源耗减、环境破坏和公众健康不断透支的基础之上,不能体现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为了将环境污染损失纳入GDP核算体系,以2010年重庆市绿色GDP核算为例,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进行环境价值量核算。结果表明,基于环境污染损失调整后的重庆市绿色GDP为7920.28亿元,污染扣减指数为0.4%。     

核电社会成本研究现状与展望

正清洁、高效和安全的核电是我国未来30年内应对能源危机和满足日益增加的电力需求的最佳备选能源之一,因此核电成本研究成为众多领域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引用"社会成本"概念,从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来分析和归纳国内外已有的核电社会成本研究,指出了核电社会成本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尚需完善的地方,并对核电社会成本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论水处理工程中的节能

人们在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中对污水处理工艺的先进性、可靠性以及工程投资大小考虑较多,而对污水处理厂建成后的运营管理考虑较少,因而造成许多污水处理厂建成后由于运营成本过高而不能正常运行。从能耗角度出发,分析造成运行成本高的主要原因以及相应采取的措施。     

汽车的未来新能源——氢

正丰田汽车最近宣布将推出首款商用氢燃料电池汽车,新车将于明年上市销售。不仅仅是丰田,现在主流的汽车厂商几乎都有一个氢燃料汽车计划:2015年开始,现代计划在美国出租1 000辆氢燃料汽车;雷诺和日产宣布,与戴姆勒、福特共同分担研发成本的氢燃料汽车最快将在2017年推出;通用与本田2013年宣布将组建一家合资公司,在2020年量产氢燃料汽车。     

工艺安全警示灯

<正>点火源在工艺管道和设备的内部或外部,防止发生火灾和易燃气体爆炸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形成易燃混合物。对工艺设备内部而言,这就意味着要控制好火灾三角形(左图)中的可燃物和氧气这两条边。而对工艺设备外部来说,我们必须要防止工艺设备中的可燃或易燃性的气体、液体以及粉尘(燃料)等泄漏到周围的环境中,因为环境空气中氧总是存在的。     

燃煤锅炉脱硫运维成本控制研究

对燃煤锅炉脱硫运维成本控制进行研究,提出针对多要素的全过程控制理念与办法,有效控制脱硫运维成本。     

阳宗海外源氮磷负荷入湖量分析

湖泊的氮、磷入湖负荷解析是湖泊富营养化防治的前提,为有针对性地采取治理措施提供依据。在对阳宗海流域的工业废水、城镇和农村生活污水、外流域引水、化肥施用量、畜禽养殖、农业固废和生活垃圾等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测算了2010年流域内各污染源的总氮(TN)和总磷(TP)入湖负荷。结果显示:阳宗海流域2010年TN入湖量为293.30 t,TP为40.11 t;污染源以面源为主,面源TN和TP分别占其总入湖量的78.9%和95.5%;最大污染源为化肥,肥料氮和磷入湖负荷分别为1 33.66、26.10 t,分别占其总入湖量的45.6%和65.1%,减少化肥的使用是湖泊富营养化防治的关键;以磷负荷所占比例排序,畜禽粪便为其次,再次是农村生活污水,二者贡献的磷负荷分别占总入湖量的16.1%和1 2.5%,所贡献的氮负荷分别占总入湖量的8.1%和23.6%;外流域引水贡献的TN和TP分别占其总入湖量的19.8%和3.5%;阳宗海为磷限制湖泊(N:P为20.4:1),但输入负荷中N:P为7.3:1,磷的占比较高,因此富营养化风险高。     

自然环境恶化的社会经济原因

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 ,剖析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 ,得出如下结论 :环境恶化的社会经济原因从直观上表现为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两种机制的失灵 ;导致这两种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是自然资源产权不明晰、自然资源的价值衡量标准的缺乏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项目和政策造成的社会环境成本的衡量标准的缺乏 3方面。社会要阻止和修复自然环境的恶化 ,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 3个方面的问题     

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研究

个人排放交易被认为可以促进居民参与碳减排,但是因其减排收益难以覆盖高昂的建立和运行成本,降低了公众接受度。本文提出除了考虑碳减排的收益外,更需要关注个人排放交易机制的教育价值、形成正确的激励以及鼓励创新的价值,并提出可以基于当前国内多地实行的阶梯电价制度,利用电力系统现有的用户网络和账户系统,建立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以降低成本并实现上述价值。在此基础上,就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的配额设定与分配、配额交易以及清缴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绿色电力作为补充电力可以免费获得碳配额以促进绿色消费。同时,比较分析了在居民生活用电交易机制和阶梯电价制度下,不同居民家庭以及电力公司的用电成本(收益),指出了其在形成正确的激励方面的作用。最后指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可以扩展到居民的其他能源消费领域,以实现更为全面的个人排放交易。     

企业环境寻求、污染密集型生产区际转移与环境监管

在当前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背景下,产业有序转移必须以有利于或者加强环境保护为基本目标。环境规制差异造成了不同经济地域之间污染密集型生产的比较优势调整,强化了高污染产业进行生产区位选择的动机,以规避来自政府的环境监管。环境治理成本的不同是高污染企业区际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企业环境寻求策略推动了污染密集型生产由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向环境规制松弛地区的转移。企业污染密集型生产的区际转移受到环境要素产品生产比较优势的明显影响,这些环境要素产品与区际环境规制差异、企业市场内部化战略以及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命周期密切关联。借鉴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可以明晰企业环境寻求策略下污染密集型生产转移的内在机制。一方面,环境成本差异决定了非环境友好产品生产转移的意愿,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使得企业生产的边际环境治理成本和平均环境治理成本提高,污染密集型生产外迁的动力加强,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对环境规制强度更加敏感。污染密集型生产承接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形成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有力对冲,遏制环境恶化趋势。另一方面,合理的区际环境政策差异能在产业有序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合理设定区际环境规制级差与碳信征信系统建设,加强分类监管与行业节能减排,建立拟承接生产项目的效率筛选机制,提高区域市场开放程度、降低产业优惠政策所形成隐性市场保护等环境监管手段是保证欠发达地区通过产业承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