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平的多方的不可否认协议

公平的不可否认协议解决了电子商务中信息传输的互相否认问题,使通信各方处于平等的位置。协议对各方都是公平的。该协议是基于组加密方法的,由可靠的第三方产生不可否认证据,数据交互次数少,高效实用。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食品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博弈研究

为了研究食品安全生产及监管的内在机理、影响因素及监管模式,采用演化博弈论方法建立了政府监管部门与食品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运用复制动态方程和系统动力学方法深入分析了食品安全生产中相关主体的决策选择。结果表明:食品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须主动重视食品安全问题,食品企业的策略选择受安全生产投入成本、处罚成本和声誉收益的影响;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行为受监管成本、外部负效益及社会成本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因此,增大监管部门惩处力度、降低监管成本、完善社会公众监督机制、强化声誉效应是食品安全问题得以解决的有力保障。     

考虑恐怖袭击下危险品运输安全监管的演化博弈与稳定性分析

为了提高恐怖袭击背景下的危险品运输安全水平和政府监管能力,首先构建政府监管部门、危险品运输企业和恐怖袭击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其次引入政府动态惩罚机制和动态惩罚-补贴机制,进而采用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动态惩罚和动态惩罚-补贴下的局中人的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给定情形下,引入动态惩罚机制能弥补原有模型没有稳定策略的不足;引入动态惩罚-补贴机制的模型可以演化出稳定的纯策略。     

不对称信息下的排污监督与管理

环境管理是政府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由于信息不对称，环境管理部门对违规排污企业的排放监督问题一直是监察工作的难点。本文利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企业偷排机率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增加排污费收取、加大处罚力度及减少监察部门的监察成本将有助于对企业偷排行为的治理，从而达到环境质量治理目标。     

基于破产模型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分解方法——以湖北省枣阳市为例

传统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分解方法存在测算指标时视角单一和分解指标时行政力量干预严重等问题。基于公平和效率的思想引入破产模型,以湖北枣阳为研究对象,运用6种破产模型解对其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行分解,并创造性地运用有向图博弈理论对各种分解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比例法则和Piniles法则符合“公平优先”主张,适用于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发展阶段和地区应用均衡发展策略;（2）限制均分损失法则和Talmud法则符合“效率优先”主张,适用于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和地区应用非均衡发展策略;（3）限制平等法则和限制均分收益法则适用于有发展条件的贫困地区应用重点扶持的发展策略。新方法不仅有效规避了传统方法存在的问题,还为发展策略选择提供了多种方案。     

全球气候谈判的理想与现实

2012年11月26日到12月7日,第十八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卡塔尔的多哈召开。今年的会址有些特别,卡塔尔是石油天然气的主产国,而气候谈判争论的焦点又是如何减少因化石燃料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多哈是WTO谈判的会场,而"多哈回合"历时11年迟滞受挫,致使贸易投资领域的多边框架受到质疑。如此,"多哈气候回合"     

历时1284天的艰难结案——北京东方化工厂“97·6·27”特大爆炸火灾事故结案始末

1997年“6·27”北京东方化工厂特大爆炸火灾事故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这是一起艰难的结案,这是一次真实与虚假的较量,科学与权利的博弈,是坚守道德的良知,职业操守还是听命于权势的良心拷问。这起事故调查处理历经3年半的时间,最终以科学与良知的胜出而告结束。今天,我们重新把它翻检出来,放到阳光下晾晒。在事故频发、安全生产形势尚未明显好转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在事故处理中,我们谨防权力的介入而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和降低政府的公信力。我们希望,能够把惨痛的事故教训变成宝贵的财富,化黑暗为光明,并照亮生命。     

环境保护中政府和公众的博弈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是现代政府治理的主要课题。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对公众的影响越来越深,政府和公众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他们不断地参与到环境保护运动中。政府和公众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由于信息交流的不顺畅,政府和公众在环境保护参与中进行着博弈。在博弈的过程中,博弈的情景不断变化,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在不断地变化,他们采取的策略也不断发生变化,他们之间的博弈从合作博弈到非合作博弈再到合作博弈,不断循环,从而达到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目的。     

气候变化议题背后的双重博弈

因为气候迅速变暖,永久冻土层和海洋冰层风暴缓冲带融化,美国夕什马里夫（Shishmaref）的一个村庄遭到毁灭性的海岸侵蚀,当地人被迫背井离乡,去内陆寻找新的住址。     

我国小煤矿关而不死现象的制度变迁分析（下）

制度变迁主体的利益博弈分析 我国从1982年开始对小煤矿采取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涉及4个利益主体,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小煤矿矿主和小煤矿从业人员。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分析,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小煤矿矿主3个利益主体能真正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过程,而小煤矿从业人员由于首要的是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缺乏话语权,对任何制度安排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