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地区城市居民用水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考察城市居民用水需求的决定因素,论文以华北地区城市居民用水需求为例,考虑了包括价格、收入和水资源短缺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水价是影响城市居民用水需求的重要因素,同时发现城市居民用水需求和收入之间可能存在U型曲线,水资源短缺程度会显著影响城市居民年人均用水需求。     

甘肃省城镇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家庭生态足迹计算

生态足迹是测度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方法。家庭生态足迹H(ousehold EcologicalFootprint,H EF)是利用生态足迹方法研究家庭消费所产生的环境影响。通过计算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家庭生态足迹,比较不同收入水平群体H EF差异,可以进一步揭示各收入水平群体间存在的“生态足迹掠夺”和生态足迹占用公平性。在阐述家庭生态足迹内涵意义及计算方法的基础上,以甘肃省2002年城镇不同收入水平群体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计算得到甘肃省2002年不同收入群体的家庭生态足迹分别为:最高收入群1.412×106ghm₂,高收入群1.131×106ghm₂,较高收入群1.860×106ghm₂,中等收入1.793×106ghm₂,较低收入群1.536×106ghm₂,低收入群0.724×106ghm₂,最低收入群0.578×106ghm₂,全省平均1.265×106ghm₂;分析经济收入与家庭生态足迹的关系表明,每增加100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增大0.2ghm₂家庭生态足迹;引入生态足迹掠夺及总生态足迹掠夺,并进一步计算生态足迹不公平系数为0.24,表明收入不同引起的足迹消费的不公平不突出。     

挣扎与妥协:农村家庭缘何陷入能源贫困“陷阱”

生活能源改进是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资产的贫困为能源的消费造成了约束,使低收入农户难以实现能源的改进以脱离贫困现状。该文借助"贫困陷阱"的定义,将这种受制于资产贫困的能源使用困境称为能源贫困"陷阱",并从农户心理视角考察了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的原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能源贫困线进行了重新计算,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能源贫困线应为户均600 kgce/a,并发现不论在任何能源贫困线下,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贫困发生率、能源贫困深度和强度均远高于中高收入农户。基于此,该文同时从消费量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估计了家庭经济状况对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农户,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既未省钱又未增效"的非经济理性特征,其能源消费负担实际更重,而消费结构却更为低效。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非经济理性决策进行了解释,考察了心理因素在能源贫困"陷阱"形成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收入偏低农户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负面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在能源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能源,而不愿做出能源改进的尝试。这种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偏低农户在能源改进中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正如"扶贫先扶志",政府在推行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帮扶,以使其产生尝试改进能源的内生动力。     

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按要素分解分析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运用经过改进的贫困分解方法和贫困弹性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状况与城市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静态分解显示,我国城镇化中不存在要素短缺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均为要素的分配效应所致,同时城镇化对三种贫困指标的分配效应为:在城市贫困广度上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在减弱;对城市贫困强度和综合状况先具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衰减更快,最终演变成了增贫效应。动态分解表明:城镇化变动对城市贫困广度和贫困强度变化的总效应均为减贫效应,但减贫力度呈现逐渐变大后缓慢变小的"V"型轨迹,对贫困综合指标总效应减贫状况呈现出波浪式的衰减趋势;从总效应内部结构看,总效应的波动变化主要是由城镇化分配效应波动变化所引起,而在相当程度上,总效应在某些时期表现为减贫作用,都是城镇化收入效应的功劳,但其减贫能量在衰减;弹性分析结论更加有力印证了对贫困动态分解的上述结果。因此,要继续保持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变化为减贫的总效应,应从主要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的收入减贫效应,转变为主要依赖城镇化对城市贫困的分配减贫效应,这是今后降低城市贫困的可取途径。     

生态文明导向下的“两型”农业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并列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中,彰显了生态文明在未来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十八大之后的北京三农工作,应着重加强北京作为全国首善之区对二产化农业向三产化的"社会农业"做出方向性调整,改变1956年提出的农业现代化和1996年提出农业产业化这两大追求GDP的传统战略,进一步结合国情市情和国内外转型经验,推动符合生态文明内涵的、市民农民相结合的都市农业。     

问题出在分配,出路在城市化

不到10%的居民能持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美国几十万亿的金融坏账就能这么轻易过去?外需不可依赖,内需无法启动,超大量的投资来保增长难道可以持续?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在分配,突破分配难题的关键是改变只要工业化不要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实行城市化战略。城市化战略应两步走,先存量,让在城里"打工化"的一亿人和他们的家属总计四亿人真正"城市化";后增量,让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一亿人和他们的家属总计四亿人迁往城市。大规模城市化需要大量资源,中国发展得快,资源相对就能到中国来,目前的世界危机正好是中国城市化的绝佳战略机遇。     

转变生活方式并非只能依靠财富增长

跨过温饱线后,物质的极大丰裕未必一定给我们带来快乐,因为没有本能驱动我们返回适度的范围。适应与期待可以解释不同领域幸福感的变化,但暴露出现代消费社会的问题梗结:我们对一些尚未满足的基础欲望重视不足,而对一些已经充分满足了的欲望还在无休止地填充。温饱线上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的增加,不会持久地提高生活的满意度。转变生活方式,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妥善地使用它,才可以增加生活的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