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尾气治理与政府管制

随着我国汽车使用规模的不断扩大，汽车尾气排放给大气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国政府对汽车尾气排放问题采取了管制措施，但仍存在不足。因而，探讨政府管制对于解决汽车尾气污染问题的作用，并提出改进对策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党委介入,基层安全之花更加灿烂

<正>"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从事过安全生产工作的同志,都深谙其中道理。近日,由福建省政府安委办副主任、省安监局裘松樵副局长为组长的省政府安委会2009年安全生产目标责任     

信息民主的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环保的基础和前提。若没有环境信息披露和建立信息发布机制．若发布的信息不能确保公众周知,公众参与就是一句空话。环境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部分,既有自身特色。又遵循政府信息公开的普遍规律。了解信息公开的历史和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动和完善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编者按]     

山江湖地区农民参与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的“生态-经济”效应感知

农民对参与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后的“生态-经济”效应感知是决定其未来是否继续参与的根本或调整参与行为与心态的指针。使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对山江湖区农民对参与生态建设后的“生态-经济”效应感知予以访谈,借助生态时限法和EXCEL软件分析访谈所取得的农民对“生态-经济”效应感知的认识,结果表明：①农民参与的经济效应感知强调自行山场投入、创造与分享,参与收益后农户常具有造血功能,对政府的依赖性有一定程度的松动;②农民参与的生态效应感知主要体现为水土流失减少、山泉水增多等第一生态效应反应,是否危害他们的生产、生活安全;③农民参与收益的衍生效应主要体现为生产稳定性、生活舒适度等,更多地强调生态与经济效应的衍生,具有不经意性;④主动改善是山江湖区农民“生态-经济”效应感知的主要方式,未来合适的适应性政策制定仅需在收益分配上考虑农民的参与即可激发农民参与积极性,为山江湖农民参与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的调控提供合适路径。     

绿色代步车,能再亲民一点吗?

<正>当1886年卡尔·奔驰这位高鼻子、蓝眼睛的德国男人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时,欢欣鼓舞的人们或许没有想到,100多年后汽车带来的困扰却让我们忧心忡忡。从19世纪便开始在一些国家横行肆虐过的"十面霾伏",如今让我们痛苦得无以言表。北京接二连三出现的雾霾天     

美国职业安全健康培训现状及启示

<正>1970年美国颁布实施了《职业安全健康法》(OSH Act of 1970),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职业安全健康命名的法案,它不仅为美国的职业安全健康法规体系奠定了基础[1,2],而且为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相关单位的职业安全健康培训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工作指导。美国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所组织的职业安全健康培训具有鲜明的特点,其培训内容兼顾通用性和专业性、培训方式灵活实用、管     

巴哈马群岛珊瑚礁环境教育基金会

<正>巴哈马群岛珊瑚礁环境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BREEF)是一个以保护海洋资源为己任,并致力于开展全国范围内海洋教育的非政府机构。他们与该国的环境部、农业和海洋资源部、教育科技部、旅游部等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如巴哈马国家信基金,大自然保护协会,环境之友等都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的愿景:带领巴哈马人民成为珍惜海洋资源,并为保持健康美丽的海洋环境而努力行动的人。我们的任务:推动巴哈马群岛的海     

论民国初年我国的政府救灾行政系统

作为国家行政要务的救灾,民国初年中央政府救灾机关是内务部,内务部的权力职掌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虽然其名义上作为中央一级专门救灾机构,但由于机构初设.经验不足,再加上其他诸多因素的限制,无论是部务还是权限与其他部门如财政部,农商部等都颇有纠缠.至于地方政府救灾机构,作为地方政府组织机构的一部分,虽属专管,但有兼管之嫌.一些专门的赈济机构,只不过有时囡灾于公署内暂设,事毕即行撤消.当时除了政府救灾机构外,还存在着具有亚政府色彩社会救灾力量.内务部与地方救灾系统之隶属关系相对自由,并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格局.总体而论,民国初年的救灾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比清末进一步完善,其业务范围也逐渐趋于稳定,但由于中央政权极不稳定,内阁更替频繁,致使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撤设变化较多,从而引起救灾机构的相形混乱.     

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进展及实践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从生态补偿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出发,梳理了国内外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概述了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及实践在补偿主客体、补偿方式、补偿标准、补偿绩效评价等方面的进展,提出我国生态补偿实施的相关建议,为国内生态补偿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环保维权不必“逢大必反”

近年来,中国多地环保维权群体性事件频发,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对于这些事件,现有的报道多聚焦于指责政府决策和行为不当,特别是环评制度、程序以及环境质量控制体系等方面存在缺陷,较少关注部分民众在环境事件中呈现出的“逢大必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