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的政府治理与完善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促进循环经济良性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应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中国逐步加强了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的监管与治理。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固体废物跨境流入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与主要输出国的数据比对显示,“隐蔽性”流入问题仍相对突出。基于制度环境和制度变迁路径,中国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的政府治理模式是以政府为治理主体,以治理对象的分类管理为基础,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赋权、协同合作,并通过加强入境前监管、完善入境环节监管制度和促进利益相关方合规自律来不断优化治理流程。运用引力模型和2012—2017年12个主要输出国或地区41种固体废物的六位HS商品编码数据构建的非平衡短面板模型,通过静态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GM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监管对限制固体废物跨境流入具有显著影响;同时,GDP指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对可利用固体废物的确具有一定需求,但《进口废物管理目录》调整和国际合作相关指标的影响却并不显著。因此,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的政府治理效能,建议:一是完善固体废物管理模式,科学优化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标准与程序。相关职能部门协作完善固体废物鉴定标准、鉴别方法等技术规范。二是持续完善海关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的治理体系,在不断优化现有治理流程基础上,加强对相关利益方的事前事后监管与信用管理。三是加强多途径国际合作与信息交换,更好实现事前及时风险防范和事后有效监管。     

合法性追求、谋利性倾向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策略性运作北大核心CSCDCSSCI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因其在环境治理上的失灵而饱受争议。对此,学界从财政联邦主义、地方政府公司化、分权化威权主义和政治晋升锦标赛等多种角度进行了理论解释。但这些理论囿于国家的“政治市场想象”,未能全面、准确的理解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也难以对地方政府环境选择性执行和创新性治理并存的现象给出圆满回答。根据“价值理念-制度结构-行为选择”分析框架,文章从合法性追求下的生态国家战略构建、超大型治理下的地方政府属性冲突和注意力分配下的地方政府决策平衡等三个层面阐释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合法性追求与谋利性倾向的双重行动逻辑。研究发现:在中央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公众环境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出于合法性的需要会在公开层面积极回应中央的环境政策和公众的环境需求,但受谋利性倾向的影响,地方政府会在隐性层面以环境治理文本化、变通化、运动化和样板化等策略性的运作方式谋求利益,并试图以此化解合法性追求与谋利性倾向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张力。面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策略性运作,需要进一步推动环境法典的编纂和环境权“入宪”、培育“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意识和善待自然的道德情感、科学划分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设计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以及通过加强环境督察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方式增强地方政府追求合法性的动力,从而以完善的环境法治、健康的环境道德以及合理的财权与事权结构激励促进地方政府履行环境治理职责。     

生态补偿的概念、标准及政府的作用——基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作用类型分析

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作用分为10种可能的类型,其中,未引起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人类活动、生态系统破坏行为、不可更新资源开发利用及对具有非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开发利用不属于生态补偿的范畴。生态补偿通过调节对具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过程中相关方的利益关系,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以可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上,受损者依据其受损的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获得补偿;受益者依据其开发生态系统服务的获利或其享用的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付费。其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应从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中区分存量价值和增量价值,从增量价值中区分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从人造资本中提取出外部性价值;受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实践中往往通过利益相关方的谈判确定最终补偿标准。政府的介入显著提高了生态补偿的运行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保障了公平和谐,但政府不是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方。政府站在利益相关方之外,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生态补偿中的职能,促进生态补偿高质量、高效率地实施。     

基于共容利益理论的流域水污染府际合作治理探讨

由于流域水环境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共容利益使得流域上、下游利益主体的合作变得必然和可能,但这并不构成地方政府合作的充分条件.当前有些流域制定了合作行动协议,但是这些合作行动仅属于非制度性的合作协调机制,没有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从而导致合作效果不明显.从共容利益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流域水污染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博弈结构.经分析发现,要真正实现流域水污染的府际合作治理,需要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跨界水污染经济赔偿机制和完善公众参与水环境保护的制度.     

中国将对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实施“土地问责”

从今年2月开始,中国将通过卫星遥感图片执法检查,就耕地保护等土地管理问题对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实施问责。     

农村环境建设中NGO与政府的融合

NGO在工作中需要与政府达成一定的共识并共同合作,NGO是架起公众与政府、企业、市场需求通道的桥梁．是帮助和监督政府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绿十字的五山模式就是政府与NGO合作完成的,在此过程中,绿十字既实现了与政府工作的融合,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绿十字在多年的工作中,渐渐从环保宣传转向专业化的农村规划．不断把环保、生态、文化和宗教融入到政府规划之中,最终为政府提供更合理的新农村模式。     

中国的改革大有潜力，远没结束

现在我们面临很多腐败问题,这与经济转轨有密切联系．是因为没有把公权力私有化．而不是因为搞了市场经济。现在有人想再回到政府大包大揽的计划体制,这实际上是在走老路．最终的结果一定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中国还没有建成市场经济,现体制中还有许多由于旧体制没有改革造成的效率损失。中国的改革远没有结束．通过缩减政府支出、深化产权改革,推进金融国际化．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增长源泉。     

日本从未低碳，只是政策逼人

日本社会其实并不低碳,只是看起来政策逼人。日本要求别人开放市场,自己却从不敢提出低碳城市的口号。低碳产业由政府主导．主动借减排转变发展方式．而非迫于国际压力的强行低碳．这是中国的优势,也是当下中国最好的选择。     

“三位一体”低碳校园的创建与实践

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已经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达成共识,但是温室气体的减排不仅仅是政府行为,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从国家到个人都能为减排作出贡献。高校作为传播人类文明和知识的机构,理应承担起减排CO2的责任成为社会的模范和先导。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治理创新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阶段。由于工业文明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生态文明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政府在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个人、政府组织、市场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等主体的共同参与,建立多元合作治理模式是政府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