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Basic在数字林业系统中二次开发地理信息系统

在当今信息时代，林业安全管理要实现数字林业系统必须由3S技术作为支持。本文主要介绍用VisualBasic二次开发地理信息系统（GIS）管理软件ArcInfo，实现林业各地理要素的显示漫游和查询等功能。     

论建筑业实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的作用

建筑业同其它行业不同,露天作业、高空作业多,施工过程特殊,作业环境多变,因而危险性大,突发性大事故发生频率较有关数字统计显示,建筑行业安全事故发生率仅次于煤炭矿山行业,是安全事故的高发领域.这一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建筑安全生产必须有一套能动态的,自我调整和完善的管理系统来规范安全管理,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ISO18000就是这样一套规范化、适应性强的安全管理体系,它对建筑业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作用如下:     

中国数字经济碳排放:总量测算与趋势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硬件产品生产、数字技术应用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环境影响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引起了各界关注。文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构建了数字经济碳排放测算框架,设计出数字经济碳排放的测算方法。计算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产生的碳排放快速增加,占碳排放总量比重由2008年的0.80%上升至2018年的5.53%。据此趋势,文章推算出2020年数字经济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已达6.31%。在排放总量增加过程中,数字产品和新型基础设施的碳排放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再与全球数字经济及国内制造业的排放水平相比,中国数字经济碳排放强度相对偏高,并不具备显著优势。进一步地,预测到2030年,中国数字经济碳排放占比将达到11.63%,成为中国碳排放主要来源之一。排放强度不低、总量增长过快的基本事实及趋势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尚未展现出绿色低碳的发展特质,与人们对这类新兴领域自带“绿色光环”的认知形成了较大偏差,意味着中国数字经济仍主要采取了粗放式外延扩张的发展方式,加大减排力度势在必行。今后,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运用数字技术助推其他行业“精准”减排降耗的同时,应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自身的排放问题,科学评估,前瞻布局,加强对数字经济碳排放的核算与监测,引导数字经济部门加快能源转型,提高数字产品及数字基础设施的能耗标准,鼓励数字经济企业践行绿色社会责任,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减排路径,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实现“双碳”目标。     

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议题的发展动态和中国选择

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是近年来合成生物学突飞猛进和DNA测序便捷化的产物。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相关的法律问题吸引了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广泛讨论。数字序列信息利用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对保护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给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带来挑战。数字序列信息的术语确定、内容范围和如何使用的争论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数字序列信息的法律属性认定和惠益分享方面存在的分歧。我国应利用缔约方大会谈判推动进程,在国际谈判中将数字序列信息放在《名古屋议定书》框架下讨论,将其解释为"遗传资源",对数字序列信息的测序和存储解释为"利用遗传资源"。《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条例(草案)》中不应过分强调利用生物遗传资源的物理材料以及有形性,而应该注重保护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信息或数据,整合和新建数字序列信息数据库。     

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对立还是共赢

后疫情时期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引发了人们对绿色发展可能让位于经济复苏的担忧。尽管“绿色复苏”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呼吁和支持,但绿色是否意味着经济的妥协?绿色复苏可能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些问题的考量,对我国科学部署经济发展战略、完善顶层政策设计至关重要。基于疫情暴发以来的出行大数据、防疫管控措施等最新信息,构建细化经济复苏过程的全球疫情自适应模型,量化模拟不同复苏方案对经济、就业的拉动效应和碳排放影响。研究发现:以发展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为主的绿色复苏方案对经济体量的拉动效应等同,甚至超过以化石能源和重工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刺激方案;但前者面临的劳动力转型挑战可能拖慢经济复苏的进程。“绿色复苏”方案对我国经济体量的拉动效应比传统刺激方案高0.3%~14.8%,创造就业岗位数量变化-4%~3%,但同时需要近1亿人(约为初始就业人口总量的13%)跨行业就业,其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低技能劳动者占96%以上。跨行业就业门槛和劳动者技能瓶颈可能增加劳动力流转匹配的时间成本,甚至带来“结构性失业”问题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次生伤害。认为: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本质上不是对立的单选题,而是存在共赢的可能性。对“绿色复苏”在经济、就业和环境三方面正向协同效益的边界条件应有清醒认识和把握,仅仅关注经济拉动效应和创造就业岗位总量的潜在效益而忽视实现该理论效益的现实条件,可能会造成对经济刺激方案选择的误判。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推动社会公正转型是提升经济系统韧性、实现复苏与绿色共赢的前瞻性举措。     

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演变及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是推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的高质量发展模式的新动能。基于中国31个省区市2005—202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DEQ(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三系统的综合得分,采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观察其时空分异特征,并运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因素。结果表明:(1)发展水平方面,三系统均呈现持续攀升的变化特征,其中数字经济子系统的提升幅度最大;(2)结构性差异来源方面,全国层面差异的主要来源由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为数字经济,七大经济区的差异来源和时序变化各不相同;(3)全国的DEQ协调度等级有所提高,由中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七大经济区的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逐年好转的变化特征,在空间上呈现华东>华南>华北>华中>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4)不同影响因素对全国及七大区域三系统协调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数字赋能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高质量供给研究——基于淄博市凤凰镇生活垃圾源头治理的案例分析

传统环卫系统及落后的服务供给方式制约了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的供给效能,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是提升农村垃圾分类服务供给质量的必要手段。基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利用“数字凤凰”平台进行生活垃圾源头治理的案例,深度剖析了在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供给过程中,数字赋能于理念更新、资源整合、流程再造,从而激发供需、降低成本、重构权责,进而实现供需匹配、差异均衡、绿色生态的高质量垃圾分类服务的内在机理及其实现路径。     

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探讨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体系中极富特色的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将如何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升?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申请信息与专利被引数据,并根据历年各地市《政府工作报告》,实证检验不同类型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以具体污染物减排为核心的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提升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存在负向影响,且数字经济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2)尽管由于企业预期净收益下降,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呈边际递减规律,致使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呈倒“U”型曲线关系,但当前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仍以促进为主;(3)数字经济在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数字经济促使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也进一步提前了倒“U”型关系曲线“顶点”临界值的到来;(4)进一步分析发现,低碳转型政策的实施,特别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将有效缓解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扩大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的正向影响与数字经济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健全完善以间接环境约束目标为主,直接环境约束目标为辅的环境目标约束体系制度,重视考核间接环境目标的具体完成情况并在下一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报告,结合当地环境目标约束制定更灵活的创新“提质”激励政策机制,健全完善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及其应用,借助数字信息化技术加强精细化环境监管,深化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科研的互动融合。     

环境治理中的数字赋能与监管效率提升——基于人工替代的视角

随着数字技术进入政府治理、企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转型。数字技术赋能推动了环境治理模式与手段的转变和革新,促进了环境监管效率的提升。在此背景下,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中国104个地级市2008—2020年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对传统人力环境监管/督察次数的替代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治理中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够实现对传统人力监管的“替代”,即随着地方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提升,其所接受的上级人力监管频率将最终得到下降。(2)数字技术的人力监管“替代”效应可以通过对重要污染物的减排实现,数字技术应用通过对辖区污染物产生的减排效应影响上级人力监管频率。(3)数字技术应用对人力监管的“替代”影响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赋能环境治理,极大地改善了监管不充分、资源浪费与效率低的问题,实现了监管效率和监管精准性的提升。研究认为：数字化时代提升环境监管效率要强化数字化环境监管能力,推动环境监管科学化水平;持续加大数字技术在生产和监管领域的应用;推进产业结构转型、提升数字技术的减排效应、增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