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户收入最大化与耕地保护行为研究

与西方农业家庭模型研究假设不同,经济结构转型期,我国农户将面临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自由配置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以劳动力配置为基础的投入最大化条件证明在农产品价格和政府补贴效应影响下,农业经营与外出务工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入贡献相等时,农户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在实现收入最大化过程中,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是否发生关键在于耕地保护劳动投入是否能得到补偿,充分分享耕地保护收益是农户层次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基础条件.而流转条件下的农户农业经营劳动力投入和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则进一步说明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复杂性,国家层面应充分考虑耕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资源禀赋变化趋势及行为选择,调整和完善耕地流转政策.     

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农户收入及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基于江苏省苏北地区灌云县和金湖县的农户调研,采用内生性处理回归模型考察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解释农户收入变化的根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有很大差异,农户土地转入后收入增加了161.2%,转出户收入并未显著增加;从农户资源配置角度考察,发现农户转入土地后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转出土地后农业生产率降低;农户土地转出后非农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并未显著增加,表明转出户并未提高非农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本文比较政府主导和农户自发两种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自发土地流转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农户转入更大面积土地,并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水平;而政府干预土地转出不利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干预降低了土地流转交易费用,有利于转入户扩大土地面积,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增加转入户收入;然而,政府干预下转出户资源配置面临较大约束,配置效率和收入都未能实现最大化。因此,政府在完善农地流转服务政策的同时,应当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使得农户土地流转符合家庭资源配置收入最大化目标。同时,要通过非农就业培训、发展非农经济,吸纳更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优化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丹江口库区农户对面源污染的认知度及生产行为分析

通过丹江口库区246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从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的农膜、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和农户生活习惯入手,分析研究农户的生产行为、生活方式以及农户对面源污染认知程度,并对农户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中可能影响农户认知度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对面源污染的认知程度还不是很高,即使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认知,但农业生产方式与意识是脱节的、是不相符的;同时,农户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环境污染的风险。逻辑回归分析表明,农户个人特征中的受教育年限和政治面貌对农户认知程度影响呈正相关,即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发展农村党员,有利于提高农户对面源污染的认知度。     

2001年以来省域旅游竞争力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区域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例,通过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运用变异系数、锡尔系数、重心与标准差椭圆、G指数等分析技术,对各地区各项旅游竞争力以及总体旅游竞争力的空间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当前条件下,旅游市场竞争力是影响旅游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2001～2010年,中国大陆各省旅游竞争力之间的差距总体上减小,其中东中西三大地带内和地带间的差异也出现缩小趋势。省际旅游竞争力呈现出西北-东南的空间分布格局,其重心总体上向东南发生偏移。G指数分析表明,总体上各项旅游竞争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旅游竞争力热点区与冷点区都出现扩大的趋势,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华南与长三角部分省份,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及西部部分省份。研究旅游竞争力的时空演化,可以发现省域旅游业发展的"软肋",对促进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平衡区域旅游差距具有重要的作用。     

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探析

当前农户兼业的阶段性分化其本质是农户之间兼业进程的不统一,进而导致了严重的农村社会分化问题。本文利用江苏省苏北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当前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现状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利用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原因,得出了阻碍农户兼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结果显示,家庭人力资本稀缺是农户实现兼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户无法进行非农工作主要是受到家庭人口规模小、老龄化严重的限制,这一部分农户家庭生活水平低,面临严重的"贫困陷阱"。政府直接干预土地流转使部分农户被动退出了农业生产,形式上实现了农户兼业进程的统一,但损害了农户的土地权益,造成农村土地产权不稳定,降低了农户自发性退农倾向,妨碍了土地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实质上对农户兼业进程起到了阻碍作用。此外,由于土地承包经营证书对承包经营权权能、地块四至等信息界定不清晰,对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没有刺激作用。综合以上结论可知,土地产权以及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是导致当前农户阶段性分化的主要原因。政府不应对农村土地市场进行直接干预,而应通过完善农村社保体系、扶持农户非农就业、加快新一轮土地确权发证工作以促进土地市场与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在市场机制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环境下合理实现土地的集中与农业规模经营。     

中国旅游扶贫研究进展

反贫困是发展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近年来,旅游业作为反贫困(扶贫)的一种方式开始受到国内外旅游学界和业界的密切关注.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对中国旅游扶贫研究的历程、内容、地域和方法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旅游扶贫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起步、初步发展、快速发展三个阶段;研究内容集中于政府、社区、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中的作用,旅游扶贫的战略、模式与思路,旅游扶贫的效应,旅游扶贫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等方面;研究区域集中于云南、广西、湖北、贵州、甘肃等贫困人口较多、旅游资源丰富的省份,且偏重区域层面的宏观分析,对景区和村镇等微观单元研究不足;研究方法以定性描述为主.今后应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和深度,突出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加强定量研究,推进方法多样化,关注旅游发展与消除贫困的互动机制、旅游扶贫中的相关利益主体、旅游扶贫中本地化产业链的构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地反贫困的问题与特征比较研究、旅游扶贫工程的实践性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等重点问题.     

基于百度指数的长江三角洲虚拟旅游流流动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

旅游流是游客在空间区域内的集散过程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效应,是旅游系统的神经中枢和纽带.传统旅游流研究多集中于现实旅游流,对虚拟旅游流涉及较少,数据获取多依靠调查问卷与景区提供,具有局限性.文章基于百度指数,在保证数据容量与准确度的基础上以长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构建O-D虚拟旅游流矩阵探究区域虚拟旅游流流动特征,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从流入市域、流出市域两方面,分析不同市域的虚拟旅游流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1)长江三角洲虚拟旅游流空间分布不均,流动性较强,形成以合肥、南京、苏州、杭州、上海为核心节点的放射状网络.(2)A级景区数量、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以及公路里程可以较好的解释流入虚拟旅游流市域分布.其中,A级景区对流入虚拟旅游流影响最为显著,住宿和餐饮业的发展对长江三角洲西北部虚拟旅游流的流入具有推动力,而公路里程对整个长江三角洲流入虚拟旅游流影响最小.(3)私人汽车拥有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互联网宽带用户接入量对流出虚拟旅游流有较强的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的经济因素是市域虚拟旅游流流出的决定因素,经济越发达的区域,人们的出游意愿越强烈,也更愿意利用网络抓取旅游信息流追求高质量旅游出行行为.     

泛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

基于泛长江三角洲2002~2012年市域面板数据,并借助面板SDM及空间效应分解方法,对区域城市旅游经济发展及其动力因子的空间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区域城市入境和国内旅游发展都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当邻近城市入境和国内旅游发展水平每提高1%,将促进本城市入境和国内旅游发展水平增加约0.257%和0.312%;2区域城市入境和国内旅游发展各动力因子的空间交互作用也较为明显。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服务设施、旅游交通设施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入境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旅游服务设施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国内旅游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也较显著。3保障性因子多为正向溢出,吸引性因子多为负向溢出。前者体现了动力因子的空间模仿效应,后者反映了空间竞争效应。保障性因子和吸引力因子的空间效应强度及作用路径差异推动着区域旅游发展格局不断演进。     

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的实证研究——基于耕地资源价值与农户受偿意愿

从耕地资源价值出发,测算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并基于湖北省孝感市和潜江市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基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得到孝感市和潜江市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分别为1 449 695.76、1 784 296.17元/hm~2;农户所期望得到的耕地损失补偿标准远低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出来的理论值,两市农户对耕地损失的平均受偿意愿额度为336 197.95元/hm~2,可以农户受偿意愿为主、耕地农业生产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为辅,制定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标准;受教育程度对补偿标准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对农地整理事业的认知程度,进而促进我国农地整理事业的发展;土地权属调整是解决农户耕地损失的一项重要措施,做好农地整理项目土地权属调整工作需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并以农业现代化作为土地权属调整的目标。     

少数民族聚集区乡村空间重构的影响机理——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

乡村空间重构不仅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还是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途径。和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其村庄基础设施差,而且由于人口迅速发展,其人地矛盾突出,因此对和田地区进行乡村空间重构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依据2015年对和田地区入户调查的1 162份问卷,选取了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职业特征和居住环境特征四个方面的19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选取农户是否愿意整治作为因变量,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迁居至中心村的影响因素和迁居意愿进行了回归分析。对问卷的统计可知,有64%的被调查者表示接受整治。通过与其他区域的调查对比可知,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快,农民接受整治的意愿也越强烈。相反,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缓慢,农民接受搬迁的意愿越低。农户是否愿意接受乡村重构,是农户家庭特征、居民点的基础设施和农户的职业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农户的家庭特征来看,家庭劳动力数量偏少、家庭年收入越高、耕地面积适中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农户的职业特征中,愿意参与土地流转、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环境特征中,若农户对居住环境和现居住村的建设越不满意、居住环境中需要改善的项目越多,农户的搬迁意愿越强烈。因此,对于和田地区来说,在引导居民集中居住的同时,要引导农户流转土地,促进更多人就业,积极推动特色农业的发展,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此外,农户对于整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期望就是改善居住环境,因此在未来的村庄总体建设和规划中,应积极改善村庄内基础设施,并与居住建设同步进行。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聚集区的乡村空间重构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对和田地区中心村的研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