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土地市场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将有效市场假说应用于我国城市土地市场中,利用全国土地交易价格指数,采用序列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方差比检验3种方法分别对我国城市土地市场的弱式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一致得出我国城市土地市场尚未达到弱式有效的结论.提出了对策建议:①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土地市场环境,发挥市场在配置土地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②打破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③构建完善的土地市场指数系统,强化信息基础平台建设.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是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主要载体。本文基于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为切入点,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和2002-2017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平均提升了上市公司绿色发明专利0.883项,绿色实用专利0.465项;②事件分析表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着“先增后降”的倒“U”形关系;③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显著增加了企业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排污费,但与政府环保补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④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更有助于非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比较好的企业以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绿色创新,并且其绿色创新效应不集中于特定行业（如重污染行业）。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为理解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的经济社会效益提供了启发。     

不同尺度中国大陆灵长目物种丰富度的地理格局及其与环境因子和人类活动的关系

物种丰富度的分布格局及其成因有多种假说,其中生态假说中能量假说、生境异质性假说和气候假说目前被广泛接受.本文通过代表不同假说的26个环境变量,同时也利用人口密度、农田牧场面积表征人类活动强度,分别在100 km×100 km、200 km×200 km和400 km×400 km尺度上,基于特征值的空域滤波模型的方法分析中国大陆灵长类物种丰富度与环境因子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所有分析的空间尺度上,中国大陆灵长类物种丰富度呈现纬度梯度格局,即由南向北逐渐递减.其中,华南区的滇西南山地省和滇南边地省是物种最为丰富的区域,东北区、华北区、蒙新区和青藏区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没有分布.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虽然影响中国大陆灵长类物种丰富度大尺度格局的主要因素不相一致,但环境能量假说(以潜在蒸发散表示)和气候假说(以年均温度表示)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中国大陆灵长类物种丰富度大尺度地理分布格局.当表征人类活动相关的指标和环境因子一起分析时,结果表明人类活动强度对灵长类物种丰富度地理格局有影响,这对加强灵长类物种保护有参考意义.     

内生的环境规制:“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再检验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变化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规制较严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较松的国家。"污染天堂假说"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在经验分析中却无法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变量本身的内生性会干扰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二是经验分析中往往忽略了"要素禀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此,引入"要素禀赋"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环境规制的内生性,本文重点从行业角度对"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进行再检验。本文选取2001-2008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环境规制变量的内生性。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将环境规制视为严格外生变量时,"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不成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我国较低的资本劳动比;而一旦将环境规制视为内生变量,则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也是成立的。     

农业环境规制促进了小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吗?

基于1998～2016年中国小麦主产省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环境约束下小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小麦GTFP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 表明:(1)小麦GTFP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本区域的技术创新,从而带动小麦GT-FP的增长,同时邻域通过环境规制所实现的技术创新对本区域小麦GTFP的增长有正向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强度和小麦GTFP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西部地区处于拐点左侧,而大部分中部地区则处于右侧,说明中国小麦产业中强“波特假说”具有阶段性;(3)由于小麦GTFP显著低于传统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小麦产业存在着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     

要素禀赋、污染转移与中国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对污染天堂与要素禀赋假说的检验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迅速提升的同时污染排放也不断增加,要素禀赋和污染转移对中国制造业实现清洁增长的影响效果如何,深入研究该问题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建立出口商品碳排放含量指标,对全球163个国家1995-2007年的出口商品碳排放含量进行了测算,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具体检验了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在全球和中国是否成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污染天堂假说在全球样本下并不成立,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碳排放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商品。②中国制造业中相对清洁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长期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理论上这种贸易分工不应增加污染排放,然而伴随FDI大量流入中国制造业,其通过产业关联间接引起制造业污染排放增加,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成立的。因此,中国制造业要实现高增长和低排放,关键需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控制FDI流入对中国制造业的间接污染排放,并鼓励外资企业转移先进的减排技术降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排污量。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理论及EKC假说的关系——兼论中国地级城市的脱钩划分

脱钩理论与EKC假说,两者都描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动态关系,其中,脱钩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是否同步变化的关联,而EKC假说先于脱钩理论出现,并阐述了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的非线性关系。本研究基于脱钩理论与EKC假说的理论内涵,首先通过数理模型的推导,得到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并运用一阶差分GMM方法对此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数理分析和一阶差分GMM估计的实证结果显示,脱钩理论与EKC假说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且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的临界点正好对应于EKC的拐点。其次,结合二者的关联,本研究将人均GDP水平加入脱钩类型的判定标准,在传统脱钩状态分类的基础上,以EKC拐点处所对应的人均GDP水平,以及数值为0.8的脱钩弹性系数为两条分界线,进一步将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关系类型划分为6种形态,分别为"高收入未脱钩"、"低收入未脱钩"、"低收入相对脱钩"、"高收入相对脱钩"、"低收入绝对脱钩"和"高收入绝对脱钩"。最后,本研究将理论部分所做的推导以及脱钩的象限划分应用于实际的城市脱钩案例研究中,并依据一阶差分GMM的回归结果,将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污染排放的脱钩状态进行了归类。对2004—2013年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经验分析表明,近50%的城市尚处于"低收入未脱钩"和"低收入相对脱钩"状态,意味着中国地级城市发展不平衡,且城市内部的脱钩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匹配问题突出,这些城市在未来的绿色脱钩建设过程中将长期面临着"保增长"和"促脱钩"的双重任务。     

新《环保法》与企业绿色创新:“倒逼”抑或“挤出”?北大核心CSCDCSSCI

新《环保法》的调整旨在加强环境规制水平,但其是否能够发挥“波特效应”存在争议。为检验新《环保法》在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的有效性,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DID)和手工搜集的绿色专利数据,实证考察新法实施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环保法》能够发挥“波特效应”,即“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其内在机理是:新《环保法》一方面通过引入可供公众监督的信息披露机制,提高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度,从而减少隐瞒环境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提高污染成本,进而“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处罚力度直接增强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成本,从而“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利润空间较小的低集中度市场、环境监管力度较轻的中西部地区和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地区的样本中,新《环保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倒逼”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积极推进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细化和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从而加强公众监督的可行性。同时,有必要加强《环保法》执法水平,并在监管和执法中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措施,将有限的执法资源向国有企业、低集中度市场、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地区倾斜,从而在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同时降低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本文研究结论不仅证实了新《环保法》在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的有效性,为“波特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更为发展企业主体、市场导向的绿色创新体系提供参考。     

我国城市牺牲性、损耗性蔓延假说及其验证——以徐州市为例

论文针对当前中国城市蔓延这一牵动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公众普遍关注的复杂问题,将其归结为突破"合理界线"、逼近"生存红线"、逾越"和谐主线"三大症结。以此"三条线"为研究切入点,从地价均衡视角,提出城市牺牲性、损耗性蔓延假说,并以徐州市为例加以实证。结果表明:其一,理论分析判断,与国外城市福利性和亏损性蔓延不同,我国城市蔓延区分为牺牲性和损耗性两类,同时存在理想、适度和极限三个边界;其二,测算结果显示,徐州市农地资源的综合价值为9.58×10⁶元/hm²,其中市场价值为5.93×10⁶元/hm²,另外38.07%的非市场价值(生态和社会价值之和)由于市场和制度不完善而很难显化;第三,实证分析检验,徐州市牺牲性蔓延规模为1.08×10⁴ hm²,其中占用耕地为4.32×10³ hm²,损耗性蔓延规模为2.83×10³ hm²,其中占用耕地为8.81×10² hm²,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说。基于研究结论,论文建议未来我国城市治理和土地政策应该做出两步调整:第一步,首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政绩考核体系,通过适度边界调控并加大基本农田等关键资源保护考核权重,有效遏制政府失灵引起的城市损耗性蔓延;第二步,尽快完善土地市场机制,将农地资源外部成本内部化,并作为城市蔓延扩张治理决策创新的主要依据。     

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分析

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复杂且有争议的议题。基于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首先科学构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计算各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及空间动态演变;其次,借鉴可拓展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IRPAT）,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绿色发展水平从东南向西北,呈现圈层式递减态势,而环境规制强度重心经历了由东南向西北转移的演变。（2）总体上,环境规制显著影响城市绿色发展,两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过强的环境规制会抑制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3）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紧密的联动关系,即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转型,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50.1%。因此,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来制定本地的环境规制,并重视提升本地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绿色发展转型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