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区血吸虫病疫水人水相互作用关系及防控方案研究

研究洞庭湖区血吸虫病人水相互作用关系及传染防控,是推进湖区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从水文情势、产业发展、居民行为、城乡建设四方面探讨了洞庭湖区血吸虫病疫水人水相互作用关系,并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设置教育优先方案、生态保护优先方案和城镇化推进方案对其防控方案进行系统仿真模拟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水文等生态因素对于人水接触的影响逐步减少,而社会经济因素则显得越来越重要。(2)系统动力学模型能有效展示血吸虫病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研究血吸虫病防控的有效方法之一。(3)依据仿真模拟结果,城镇化推进方案是经济增长、城乡协调、环境友好的最优血防方案。     

贸易、环境与发展的博弈

经历了近30年快速发展的中国正面临着诸多挑战,与日俱增的资源环境压力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已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的突出挑战.经过深入的思考,中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高职院校试行"综合导师制"的教育教学实践研究

结合学院迎接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和学院“迎评促建”工作的要求,凸现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要求,在环境工程系推行了“综合导师制”。意在充分发挥专业老师在教书育人、专业辅导、大学生人生规划和就业素质提高上的优势,积极构建环境工程系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工作格局,建立一种师生互动的新型教育教学关系。     

关系-任务冲突对矿工心理行为资源的双路径影响机制

为保证一线矿工安全作业,提升煤矿企业运作效率,降低一线矿工反生产行为的同时增加工作投入,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智能化转型背景下煤矿企业中冲突对一线矿工心理资源损耗和增益的影响,以自我损耗作为资源损耗的心理表征,自我效能感作为资源增益的心理表征,对208名一线矿工进行问卷调查与实证研究,探究对一线矿工反生产行为和工作投入的进一步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关系冲突和任务冲突均显著正向影响矿工的自我损耗,导致矿工的反生产行为;任务冲突会降低矿工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对工作投入造成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为煤矿企业如何对待一线矿工冲突的发生提供参考。     

云南洱海流域一次暴雨过程的雨滴谱特征分析

利用激光雨滴谱仪、自动雨量站和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观测资料,对切变线影响下洱海流域的一次暴雨过程雨滴谱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雨强大于2.5 mm/h时,激光雨滴谱仪计算的累计雨量和雷达反射率因子较自动雨量站测得的值存在明显的高估现象,但二者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对雨滴分钟速浓度、雨强和质量加权直径时序分布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雨强小于2.5 mm/h时,质量加权直径均值为1.016 mm,雨强大于2.5 mm/h时质量加权直径均值为1.74 mm,粒径大于1 mm的雨滴是影响雨强大小的关键。对本次降雨过程按层云、积云和混合云降水进行分类,发现三类降水的雨滴谱分布均为单峰型,且Gamma分布拟合效果较好,拟合决定系数R2均大于0.9,积云降水谱宽最大至3.75 mm,混合云降水谱宽2.75 mm次之,层云降水谱宽最小为2.125 mm。对Z-R关系进行了拟合,得出本次暴雨过程Z-R关系为Z=118.37R2.32。     

绿色化工环保技术与环境治理的关系

我国化工产业的不断发展,带动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条件,但是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化工生产用到许多化学材料,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化学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造成很严重的影响。我国对化工生产给环境保护造成的影响高度重视,随着绿色化工环保技术的出现,有效解决了化工产业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对我国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改善,对我国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绿色化工环保技术进行分析,探讨绿色化工环保技术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应用。     

环评审批中“重大利益关系”的认定问题研究

目前法律对环评审批中“重大利益关系”的规定过于笼统,导致实践中环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重大利益关系”的理解与认定不一,同案异判现象普遍。“重大利益关系”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的法律概念,客观上难以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因此,有必要从实证研究出发,基于利益理论的分析,总结相关考量因素,明确利益衡量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并采取自由裁量和个案认定的方式,从“质”——受害利益的性质和“量”——程度和范围、公法标准、持续性等这两个角度对是否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进行综合认定,从而为环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认定“重大利益关系”提供参考,使得对“重大利益关系”的认定更为全面合理,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