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15年3月19日由环境保护部部务会审议通过,以环境保护部令第34号印发公布,自2015年6月5目起施行。《办法》将进一步明确环保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定位,从风险控制、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4个环节构建全过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     

声明

近日,社会上有部分单位冒用我中心名义从事安全培训等活动,为澄清有关事宜,现声明如下:一、根据吉编事字[2013]193号文件精神,我中心负责安全生产资格考试组织工作和安全生产资格证书管理。按照吉安监管人[2014]74号、78号文件要求,我中心负责中省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以下简称"三类人员")的安全生产资格考试、考核、制证、发证等相关工作。二、按照吉编事字[2013]193号文件要求,自2015年1月1日起,     

生态修复案件中的责任承担和法律适用——以广州市白云区鱼塘污染公益诉讼案为例

近年来,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实践的关注点已经从原告资格问题转移到了环境公共利益的救济问题,多起生态修复案件的出现进一步推进了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探讨.2014年12月,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广州市白云区鱼塘污染公益诉讼案虽然是一件小案,但该案也集中了环境公益诉讼诸多核心问题.本文通过该案,分析了污染转移过程中造成生态损害的责任承担,污染事件中公共利益的认定,生态修复案件审理中的法律适用等问题.文章认为,生态修复作为新兴的、复杂的法律救济手段,司法实践在运用这一手段时面临许多挑战,有待进一步思考.     

新《森林法》视域下涉林犯罪构成的变化研究

行政犯同时具备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其违法性的判断在学术界存在量的差异说、质的差异说和质量差异说3种观点。为更全面地分析行政犯与一般行政违法以及前置行政法规的关系,应当根据行为是否危害刑法保护的核心利益分别适用量的差异说和质的差异说。涉林犯罪作为典型的行政犯,其侵害的法益非刑法保护的核心利益,应适用量的差异说作为违法性判断的理论基础。为适应新形势下林业发展和保护的需求,我国于2020年第三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新《森林法》改变了部分涉林犯罪的认定和处罚,这些罪名包括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盗伐、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为适应新《森林法》,确保法律的一致性,需要对法律法规进行及时的修订和清理,确保各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运作。     

关于环境教育立法的两点思考

正第一,我国环境教育立法现状我国关于环境教育最早的政策表述是在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通过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文件指出"有关大专院校要设置环境保护专业"。在1980年5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了《环境教育发展规划》,并纳入国家教育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也对环境教育作出规定,指出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提高保护科学技术水平,     

关于土壤污染防治专门性法律的立法建议

正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十分有限,缺乏有效的制度框架并且无法实现对行为的调整以及对环境的保护。虽然国务院于2016年5月28日发布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从行政上有了治理土壤污染的依据。然而在法律层面上,仍然没有针对土壤污染的专门性法律。现有的法律制度上对于土壤污染的法律主要是零星地分散在各个相关部门法当中,主要以原则     

制定《清洁生产法》的立法构想

从清洁生产的提出及其意义出发，全国系统论述了清洁生产法立法的必要性、条件和规范内容，需用法律的规范强制力保障清洁生产的健康有序的发现。     

关于政府环境责任科学设定的若干思考

环境立法需要科学设定政府环境责任,其指导思想是通过拓展政府环境第一性义务即政府环境职责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强化政府环境第二性义务即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增强政府执行力,设定的原则是依据公众环境公共需求设定政府环境责任和设定政府环境责任应在政府能力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