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价市场化需突破体制藩篱

国家发改委批复了云南直购电试点的输配电价,这意味着从政策制定者角度看,直购电仍是现阶段探索电力体制改革的可行方式。分析人士认为,电力体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直购电试点上,不从根本上改变对现行电网的定位,不将竞价上网与输配分开统筹考虑,简单通过直购电试点,很难达到电力体制改革的预期效果。     

再制造产品“以旧换再”推广试点企业征集工作启动

按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国发[2013]5号）的要求,为支持再制造产品的推广使用,促进再制造旧件回收,扩大再制造产品市场份额,发改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质检总局开展了再制造产品“以旧换再”试点工作.     

我们需要发展什么样的科技银行——对国内科技银行运作方式的探讨

目前国内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难问题成为中央政府关注的焦点,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来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其中鼓励设立专门支持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是政府采取的支持措施之一。2012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快发展小金融机构,适当放宽民间资本、外资、国际组织资金参股设立小金融机构的条件。     

中原经济区 知识产权战略构想

中原地区连南贯北、承东启西,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人口、自然资源丰富,自古以来乃为兵、商家必争之地。然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原经济却出现塌陷,中部出现洼地。因此,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关乎中国上亿人的福祉,关乎中部崛起的大局,是统筹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大手笔,也是转变中部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构建“中原经济区”,将有利于完善中国区域经济布局,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拓展中国内需增长空间,有利于提高全国人力资源保障能力,有利于构筑全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如何来构建中原经济区呢？着力点在哪里？     

中国首艘超声除藻船在常州下水

由多家企业、科研单位联合研制的我国第一艘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声除藻船舶“大友之星01号”日前在常州正式下水启用,将为规模化治理蓝藻提供新的途径。这种超声除藻船舶采用了低功率（0．5～50．0w）“超声空化除藻”这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可在30～600s内,以低功率超声辐射破坏藻细胞内的气泡,使藻细胞生物活性消失,降低水体中藻细胞的浓度,同时不会导致藻细胞粉碎性破坏而释放毒素。     

长江经济带知识产权空间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性研究

区域创新能力差异与协调性的研究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知识产权资源是创新发展的基础,知识产权区域布局更是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该文构建知识产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空间自相关、象限法以及耦合协调度等研究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知识产权区域布局及空间演化,并与经济发展进行耦合关系的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的知识产权资源快速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布局特征;东部的长三角地区是知识产权发展水平较好同时较为均衡的区域;整体上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具有较好的耦合关系,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多数城市的知识产权布局仍略为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创新驱动仍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基于战略环境评价的鄂尔多斯“三线一单”编制试点实践

鄂尔多斯市属于资源型城市,面临绿色转型发展的困境。鄂尔多斯市"三线一单"试点工作,是在鄂尔多斯市绿色转型发展战略环境评价的基础上,按照现状解析、承载评估、压力分析、单元划定、三线确定的技术流程重新梳理,在统筹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管控要求基础上,将空间环境管控清单、总量环境管控清单及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等禁止和限制的环境准入要求落实到环境管控单元。该项研究既为鄂尔多斯市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环境精细化管理的手段,也为"三线一单"技术指南的编制提供了技术方法和实践模式,同时还为资源型城市"三线一单"的编制提供参考。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在环保行业中的应用探讨

目前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已引起高度重视。结合环保领域知识产权领域的重大案例,通过对当前我国环保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加入WTO后给我国环保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具体分析,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在环保行业中的应用的角度提出了解决现有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     

中国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逻辑

政策试点是中国国家治理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遵循“由点到面”逻辑以试验手段制定政策的一种常规性工作方法。低碳城市试点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开展试点,探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模式。现有文献侧重低碳城市建设的内涵、建设模式与路径、温室气体的核算方法、政策手段、峰值研究与达峰路径、效果评估等,有力地支持了低碳城市建设决策,但对于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鲜有涉及。本文从政策过程理论、央地关系两个视角,结合府际学习与竞争关系,建构了中国低碳城市政策“试点–扩散”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中国的低碳城市试点具有探索型开拓性、综合型专业性、授权型自主性的特点,结合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文件要求和实践进展,从政策试点的选点、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五个方面对于中国低碳城市试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相较于经济领域的其他政策试点,低碳城市政策试点具有弱激励弱约束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学习能力和领导力,在政策创新方面表现出争先、自主、效仿和守成四种行为特征,并以杭州、深圳、镇江、成都四个表率城市做了实证。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可能在现实中需要往复多次进行,中国已陆续开展的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就遵循这样的政策逻辑。试点的意义是试出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从前三批试点城市评估结果来看,试点城市在低碳发展目标设定、转型路径探索和低碳发展动力转换等方面与社会的预期仍有差距,为此本文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四点建议:一是激发城市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低碳城市试点的科学论证机制;三是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四是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