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决策体系环境考量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权责、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环境管理重点、环境管理的基本制度等做出了规定,确立了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随后,通过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建立了我国的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具体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总量控制制度、区域限批制度、环境监测制度、环境规划制度及限期治理制度等.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和环境规划制度处于决策链前端,对于预防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200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后,规划首次成为法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对象,极大地提高了环境保护参与综合决策的能力.     

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生态券”核算方法与交易机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促进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是国土空间规划难以回避且亟需探索解决的问题。厘清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耕地占补平衡向生态占补平衡转型的制度演进逻辑,尝试构建基于“生态券”的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机制,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开展实证。结果显示:(1)国土空间规划为核定“生态券”提供了制度基础,“生态券”交易可弥补因国土空间规划而导致的土地发展权的损失。(2)“生态券”是区域生态用地保护量在基准年和目标年的变化量,提出以县级地方政府为交易主体、由国家年度计划管理确定交易总量、采取政府确定底价和市场定价相结合的交易机制。(3)将生态用地类型确定为林地、草地、湿地与水域四类,使用区域自然条件、GDP和人口密度校正后计算的“标准林”面积核算该区域“生态券”。(4)2010—2018年,京津冀“生态券”需求量为142.02×10⁴hm²,主要为海淀、西青、津南、武清、昌黎等地;供应量为74.73×10⁴hm²,主要来自房山、赵县、兴隆、隆化、承德等地。研究结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新思路和相对简单易操作的方法,可以为国土空间规划及...     

黔西南喀斯特地区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技术与实践:以义龙新区为例

国土空间规划是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绘制未来“美丽国土一张蓝图”的重要抓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前提和基础.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义龙新区为研究对象,围绕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功能特征,以定量方法为主、定性方法为辅,依次开展了资源环境要素单项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集成评价、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并与现状土地利用进行对比,识别其国土空间开发问题和潜力.结果表明:①义龙新区生态保护极重要区面积占比为36.93%,农业生产适宜区面积占比为24.84%,城镇建设适宜区面积占比为25.08%,三者可分别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城市化发展区.②生态保护极重要区中基本农田面积为23.60 km2、一般农用地面积为15.21 km2,农业生产不适宜区中基本农田面积为72.17 km2、一般农用地面积为27.63 km2,地块功能指向重叠性较大,建议结合城市发展意向,明确不同区域功能指向的侧重.③后备耕地面积为131.87 km2,后备建设用地面积为114.85 km2,与实地核查结果相符.研究显示,构建的喀斯特地区“双评价”方法体系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实现了格网单元地域功能优化分区.      

新时期国土空间安全背景下的空间规划系统思考

当前,国土空间治理模式正由原空间规划“集群”向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转变,国土空间安全这一空间发展底线问题成为规划各界热议的焦点。基于系统理论,梳理了国土空间及其规划系统,重点分析了具有什么系统性质的空间规划才能更好地保障国土空间安全。研究表明：（1）国土空间规划完善的法律体系与科学的系统接口是保障国土空间系统安全的关键; （2）国土空间规划立法,应构建以国土空间规划法作为基本法,形成以法律法规、标准体系为核心的结构清晰、内容统一的法规体系,以使空间规划系统结构合理;（3）系统接口方面,建立以硬件接口和软件接口为主要类型、国土空间规划全生命周期为核心的三维系统接口,实现“五级三类四体系”的三维衔接。     

面向国土空间应急安全保障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体系构建——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为了满足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设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和管理体系需要改革。在深入分析现有控规管理对国土空间应急安全保障方面的响应与不足的基础上,增加了“预防+应急”的控规管理工作路径并构建指标实施体系。“预防”是指通过空间环境的塑造来提高城市韧性,增强城市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预防”主要方法是： （1）将健康城市理念融入控规指标体系;（2）缩小控规单元管理规模,形成从编制单元到地块单元的空间传导体系。“应急”是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通过控规管理首先保障城市生命系统的可持续性;通过控规对部分土地兼容性的引导及对应急设施、通道、空间的布局来满足防疫需要。     

中国土地利用规划的指标分配逻辑：兼论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

用地指标是我国空间规划实施和国土空间管制的关键政策工具。研究收集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数据,利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了用地指标分配的偏好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了省级和市级因素对指标分配的交互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1）用地指标分配策略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绝对量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而相对量呈现西部和东南高、中部和东北低的空间特征;（2）用地指标分配模式主要受经济发展需求驱动,缺乏对水土等资源环境限制性因素的考虑;（3）快速发展期的省倾向于集中分配策略,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则更为均衡。因此,需坚守资源环境底线,配合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实施差别化的用地指标管理策略。     

国土空间规划中水生态空间及保护线的多维识别技术与应用

水资源短缺制约了很多城市的发展,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潜力与承载能力与水生态空间密切相关。综合考虑水生态空间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以济南市为例界定了水生态系统的功能属性,明晰了水生态空间和水生态保护线的基本概念,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并协同多种涉水规划,集成水生态系统的复杂功能,提出了水生态空间和水生态保护线划定技术方法,对于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及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济南市水生态保护线面积为1992.2 km²,水生态保护线面积仅占水生态空间的60.2%,两者的保护范围有明显差异。从不同维度表征了济南市水生态系统保护空间的分布特点,其中,陆域空间是保障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滨水岸线是水生态系统最脆弱的区域,水文化空间还有很大潜力有待挖掘,济南市在保障水安全和改善水环境等保护目标上面临较大压力。     

基于"多规合一"空间规划的环境管控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新形势下我国空间规划和环境管控的任务和要求变化,探讨空间规划中环境管控的最新要求,分析"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简称"三线一单")与"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简称"三区三线")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三线一单"的管控要求在空间规划体系中的约束机制和相关技术要求,提出空间规划中环境管控的落地措施。     

规划逻辑转变下的都市圈空间规划方法探讨

应对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要求,我国都市圈空间规划面临生态文明导向的政治逻辑转变和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发展逻辑转变。基于规划逻辑转变,明确了都市圈空间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以聚焦空间协同发展为核心的专项规划,从对应需求目标引领和因地制宜问题协调两个视角,提出了都市圈空间规划编制的技术框架。结合当前都市圈空间规划实践和空间规划改革的要求,研究认为规划编制重点应聚焦以传导和协同为导向的指标体系制定、流动性的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和调控、协同管控和利用的空间格局谋划、跨界组团空间合作等。针对都市圈缺乏统一的实施主体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类型都市圈空间规划编制组织方式、规划实施的区域合作机制、都市圈管理信息平台的共建,以及都市圈空间规划实施情况的动态监测等。通过对都市圈空间规划编制理念、技术框架、重点内容和实施组织的系统探讨,将为我国都市圈空间规划的编制和都市圈空间治理的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     

环境保护规划在我国规划体系中的定位及转型

结合对我国的规划体系及其发展方向的分析,指出了目前环境保护规划忽视对国土空间进行谋划的问题,并对其转型方向提出了建议。主要结论:环境保护规划应当在继续履行好争取财政资金等社会资源功能的同时,增强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这一重要自然资源的配置功能,转变为横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土空间开发管制两大领域的综合性规划;要加强环境保护空间管制的基础性研究,建立一套约束性环境保护规划指标体系,增强其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充分发挥规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