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本大鳄真的走上绿色之路了吗?

本周美国两个最大的私人股本公司凯雷集团（Kohlberg Kravis Roberts）和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Texas Pacific Group）宣布,将出资收购位于达拉斯的德州电力公司（TXU）,很快这成了各大媒体的头条。这桩交易之所以会造成这么大的轰动,绝不只是因为这起450亿美元的入股收购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私人股本交易,更重要的是德州电力公司易主将具有环保上的借鉴意义。     

云南加快构建绿色资本市场完成11家公司上市环保核查

按照构建绿色环保资本市场的要求,2007年10月,云南省环境保护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银监会云南银监局召开了第1次云南省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联席会议,通报了17家违法企业情况和2007年环保专项行动的省级挂牌督办事项、环评审批项目等环保信息,制订了云南省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联席会议暂行制度。     

入世十年对中国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入世十年.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基本没有出大问题。影响粮食安全的最基本要素是收入问题。中国保障粮食安全要提高自给率。当前外部风险依然存在.但是主要因素还是内因。两点应对思路:一是农业资本下乡.二是区域农业合作。     

认识生态与生生旅游

当现代旅游与资本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旅游也在形式上表现为对生态的单方面"索取"。生态旅游作为大众旅游中的一种形式,不过是在承认现代旅游对生态破坏前提下的"亡羊补牢",即希望将破坏压缩到尽可能小。我认为,我国传统的"生生"概念比"生态"内涵丰富且深邃。"生生旅游"可以自觉地在旅游中注入和贯彻"生生"的理念和价值,鼓励旅游在对生态"消费"的同时,也诉诸"反哺"的价值、理念和行动,由此创造出一种中国特色的旅游模式。     

国内资讯

荒漠化治理建立新机制 由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等组织主办的“2011荒漠化国际论坛”近日召开,论坛以“树立大自然意识,把土地完好地移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主题。以往治理荒漠化只求投入不求产出的模式不是可持续发展模式,治理荒漠化必须建立新机制。治理荒漠需启动民间资本和民间力量,才有利于实现产业化和社会化。     

生计资本、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与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以生物天然气为例

基于课题组在2017年获得的湖北省992个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以生物天然气这一清洁能源的使用为例,探讨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以及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机制,以期寻找影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内在驱力,为农村能源消费转型提供一些政策启示。研究发现:(1)生计资本中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是促进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主要因子。(2)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能够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消费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表现在自然资本较低但金融资本较高的农户,通过选择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以提升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该中介机制在本地经营农户样本中成立,但对在外务工农户样本中则不够显著。据此,分别从农村清洁能源推广以及农户生计发展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强清洁能源政策与农户生计改善的相互对接。     

自然资本的新探索—ENC大循环

自然资本理论及应用研究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的历程,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倍受关注。本文在深入分析生态系统、自然资本和循环经济的内涵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三者相互作用的ENC大循环系统,提出了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全面实施循环经济战略和促进ENC大循环良性运作的对策。     

综合农场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粮食安全优质必须通过制度而非技术来保障。从职业农民的成长环境的基础上,我主张未来的农业应该是种植业和养殖业相结合的综合性农场,而非农业的专业化生产或工商资本进入的农业生产。综合性农场既能保持传统家庭经营的有机循环,也有助于吸纳现代科学技术,既符合农业生产的特点,也有助于农民收益的实现。因此,国家要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为职业农民的形成提供条件。     

测度可持续发展的资本指标体系

本文运用人地关系协调分析法与经济分析法,特别是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相结合,提出了可持续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概念,探讨了发展中人文资本、自然资本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关系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测度可持续发展的资本指标系统。     

人口结构转变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评述

人口结构转变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既是一个国际性的命题也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典型问题,国内外学者已就此展开了长时间的多角度探索,但鲜有研究对此进行系统性总结。本文以人口结构转变理论演进为切入点,结合现有分析方法和结论对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传导路径进行了回顾性梳理。结论表明,首先就方法论而言,人口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文献已经从早期的总量分析过渡到了如今的结构性分析,并且学者在分析过程中也逐渐从人口如何影响一国或地区的消费、储蓄、投资、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等中间变量的角度来思考人口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具体传导路径;其次,尽管文献结论倾向于认为人口结构转变会对这些中间变量产生影响,但影响的方向与幅度远未达成一致,从而意味着人口结构转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最终影响并无定论;这既与理论分析未成定论相对应,也与学者所采用的数据和方法不同等密切相关。因此,本文认为尽管分析人口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颇多,但在中国特色国情背景下相关方面的研究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