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资本投资

正我国长期推行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使得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严重矛盾,生态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紧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要改善我国生态资源稀缺的现状,维护生态安全,其重要举措之一在于加大对生态资本的投资。什么是生态资本,如何投资,成为当前关键的问题。生态资本的价值在一般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视野中,经济系统是一个孤立系统,交换价值在这个封闭系统的厂商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养老困境研究——基于河南省信阳市某农村社区的调查

由于子女长期离家、农村留守老人自身因素及社区环境的影响,农村留守老人在精神养老方面存在困境,具体表现为:缺乏情感慰藉、社会交往范围有限、心理状态不佳及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通过分析农村留守老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发现,无论是微观、中观还是宏观层面,农村留守老人存在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的问题,这将进一步加深老人精神养老的困境,严重影响着其老年生活质量。因此,农村留守老人自身要增强社会资本的意识,提高自养能力;家庭要维护社会资本,提高赡养水平;社区要培育一定的社区组织,整合社会资本;政府及社会要通过资本投入、政策支持、多方参与,提高养老服务水平,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农村留守老人精神养老困境的有效解决。     

关于未来中国劳动力是否短缺的一个证明

迅速发生的人口转变现象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经济增长同样受到人口转变的影响.本文以1978-2004年为样本区间.按照2010、2020、2030年劳动力人口预测数,对未来经济增长的4种路径分别进行模拟.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内在源泉.我们发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的技术进步、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制度变迁等其他因素,都会降低人口转变对未来经济增长可能的影响.由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太可能对中国未来年均经济增长7.2%的目标构成较大瓶颈.而有可能的瓶颈应该是资本存羹能否继续维持目前这种高速增长、低效利用的状态.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我们急需改变对资本投入的过度依赖.发挥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的力量,以减缓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     

社会资本在灾害治理中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近年来，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如何治理自然灾害，减少灾害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损失，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与风险

几年前，美国楼市火热，很多按揭公司或银行为扩张业务，针对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发放房贷，介入次级房贷业务。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客户很难从银行贷到款。一般发放次级房贷，银行能收取更高的利率。最近，由于美国楼市往下走、利率不断升高，次级房贷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款，次级房贷大比例转化为坏账，形成了美国次级房贷危机。“看上去很美”的次按产品突然崩溃，旋即将全球资本市场拖入一场新的危机。对全球各大金融机构而言，次按危机的凶猛来袭让它们有些招架不及。时至今日，危机对市场的破坏丝毫未见减弱，     

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建设环保基础设施

本文分析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的优点以及融资可行性,提出了融资建设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环境产业金融支持的框架构建分析

现阶段我国环境产业面临严峻的资本形成不足、发展资金短缺的困境，对产业发展形成严重制约。环境产业金融支持理应成为推进我国环境产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机制和基本途径。文章从环境产业资本形成、投资效率，金融运行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梳理了环境产业发展进程中金融支持的内生逻辑，为环境产业金融支持的框架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文化活动对社交的影响:利物浦2008年后的文化业

此文研究了社交和社会资本的建立如何影响文化业。文章做了案例研究,征求了利物浦作为"欧洲文化之都"时文化业从业者的意见。技术方法上,文章采用文献综述抛出了理论上的敏感点,通过在线调查收集了原始数据,并且通过跟踪电话访谈详细探讨了新发现。研究指出,"欧洲文化之都"从多个方面促进了社交,并且对城市的文化业形成了影响,包括组织学习、目标和领导力方面。研究有两方面价值:(1)评估了一个重大活动对文化业社交圈造成的长期影响;(2)将"欧洲文化之都"或类似活动形成的组织社会资本影响评价理论化。     

中国资本回报率:考虑碳减排成本的新核算

对资本回报率进行绿色核算既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同时也是判断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依据。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1960—2014年碳排放的影子价格;利用Hall-Jorgenson租金公式测算剔除碳减排成本的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动态演变趋势。对中国资本回报率重新估算克服了因忽略碳减排成本而导致的高估,估算结果更加科学可靠。研究结果:(1)中国碳排放的影子价格由1960年的56.34元/t上升到2011年的1651.69/t,根据影子价格计算的碳减排成本占GDP总量的份额年均为31%。(2)不考虑碳减排成本和税收因素的基础资本回报率变动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52-1983年为第一阶段,资本回报率在波动中由高位逐步回落。1984—2010年是第二个阶段,基础资本回报率保持平稳。2011年以来是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呈台阶式下降趋势,特别是2012—2014年,税后的资本回报率已经难以抵补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3)考虑碳减排成本将导致资本回报率平均下降约12%。其中1960—1975年资本回报率呈下降趋势。1976—2008年资本回报率基本保持稳定,资本回报率平均值为15.2%。2009年以后,资本回报率则表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14年的估算值甚至降为-1%。本文仅考虑了碳减排成本,如果再考虑诸如二氧化硫等废气排放、废水与固废排放的成本后,绿色资本回报率的估算值将更低。建议: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应实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减税(尤其是生产税)政策遏制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另外,需要采取分阶段递增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步实现企业环境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生计资本异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武汉城市郊区的516户农民为例

以武汉市城郊江夏区和蔡甸区的516户农民家庭为实证,运用logistic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索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及阈值。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呈显著正向相关,家庭农地资源禀赋、机耕能力、社会资源禀赋及经营能力的信任程度等与农地转出行为负向相关。相反,自然资源禀赋及农业机械投入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家庭融资能力则对农户转入行为呈显著的负向影响。(2)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存在影响阈值的仅有韧性指数。当农户家庭韧性指数≤2时,随韧性指数增强农户农地转出倾向愈强;家庭韧性指数≥3时,农户农地转出倾向随指数增强而弱化。该研究从农户微观个体视角探索生计资本异质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针对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农地流转政策、有效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建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