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项目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不确定性分析

以清洁发展机制(CDM)为背景,针对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减排成本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了MonteCarlo模拟研究,分析了不确定性变量是如何影响决策变量的.结论是:各类碳排放因子、碳排放量、碳减排成本、减排收益是相互关联而存在连锁影响的,其中的发电碳排放因子和煤炭开采释放的甲烷排放系数是主要的.这为进一步计算或估计存在的风险,从而为参与CDM谈判决策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中国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与区域差异研究

测算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有利于评估区域碳减排潜力与成本,也是落实区域碳交易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多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效率模型框架下,本文采用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研究了全国30个省份2000—2012年期间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及其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通过引用时间变量,反应环境治理的中性技术进步,因此研究方法能充分利用参数估计的灵活性。研究结果显示:1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平均约为1 519元/吨,远高于我国碳市场的交易价格,表明当前试点的自愿性碳交易政策是无效的;2区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泰尔指数分解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性,且随着时间的推进,碳减排空间逐渐变小。减排成本的地区性差异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并不能保证各地区碳治理成本的边际均等原则,而利用政策工具,促使碳排放权从治理成本较高的地区转移至成本较低的地区,可以减少总治理成本,实现总量控制目标。本文建议:一方面,为实现国家碳减排的总体宏观目标,各区域要加强合作,相互借鉴成功的碳减排技术与经验等,在执行政策上,应尝试执行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努力降低总减排成本;另一方面,各区域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及能源消费结构替代过程中要遵从循序渐进原则,避免碳减排成本过度波动,增加减排难度。     

不同城市生活垃圾焚烧技术的综合评价

通过工程的经济性分析、工艺过程的能流分析以及工程的环境影响分析,综合分析了流化床、炉排炉、气化熔融和等离子体气化等不同城市生活垃圾焚烧技术。结果表明:(1)在零补贴的情况下,流化床焚烧技术的工程效益最佳,但从项目投产年算起,其投资回收期也需9年;炉排炉、气化熔融与等离子体气化焚烧技术要达到流化床焚烧技术零补贴情况下的经济效益,分别需补贴约70、140、500元/t。(2)各城市生活垃圾焚烧技术下区域的水体富营养化和全球变暖影响最显著,而人体毒性影响最小。气化熔融焚烧技术和等离子体气化焚烧技术的环境影响比其他两种焚烧技术小一个数量级。(3)考虑污染物排放的环境效益,在现行中国排放标准下,流化床、炉排炉与气化熔融焚烧技术的工程效益都将得到较大提升。随着排放标准的更加严格,流化床焚烧技术的年收益率下降最显著;气化熔融焚烧技术的工程效益相较最优。     

一种兼顾水质目标和成本投入的流域减排措施优化方法

综合考虑断面水质及治污成本,构建流域治污减排措施优化模型,分析单位污染物去除成本与断面水质改善间的关系,并以承德市武烈河流域治污减排优化为例,绘制治污减排措施优化曲线,提出优化方案。结果表明,在达到流域水质要求的情况下,优化后,治污减排项目由34项缩减到22项,平均单位COD去除成本由1.44万元/t下降到0.65万元/t,同时实现了流域水质达标和降低投入成本的要求。     

中国资本回报率:考虑碳减排成本的新核算

对资本回报率进行绿色核算既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同时也是判断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依据。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1960—2014年碳排放的影子价格;利用Hall-Jorgenson租金公式测算剔除碳减排成本的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动态演变趋势。对中国资本回报率重新估算克服了因忽略碳减排成本而导致的高估,估算结果更加科学可靠。研究结果:(1)中国碳排放的影子价格由1960年的56.34元/t上升到2011年的1651.69/t,根据影子价格计算的碳减排成本占GDP总量的份额年均为31%。(2)不考虑碳减排成本和税收因素的基础资本回报率变动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52-1983年为第一阶段,资本回报率在波动中由高位逐步回落。1984—2010年是第二个阶段,基础资本回报率保持平稳。2011年以来是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呈台阶式下降趋势,特别是2012—2014年,税后的资本回报率已经难以抵补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3)考虑碳减排成本将导致资本回报率平均下降约12%。其中1960—1975年资本回报率呈下降趋势。1976—2008年资本回报率基本保持稳定,资本回报率平均值为15.2%。2009年以后,资本回报率则表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14年的估算值甚至降为-1%。本文仅考虑了碳减排成本,如果再考虑诸如二氧化硫等废气排放、废水与固废排放的成本后,绿色资本回报率的估算值将更低。建议: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应实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减税(尤其是生产税)政策遏制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另外,需要采取分阶段递增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步实现企业环境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财政激励还是引资激励?

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行为及动机是理解我国土地违法问题的关键。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了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财政激励而忽视了引资激励,无法解释地方土地违法中涉及大量工业用地的现象。本文立足现行的分税制及官员晋升考核体制,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对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及其差异,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说:(1)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都是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重要驱动因素。(2)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和土地引资上的目的不同导致二者的违法收益及风险存在差异,这使得引资激励的驱动作用可能更强。然后,基于2008—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都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后者的作用更强。在东、中、西部的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的土地违法主要受引资激励影响,财政激励的作用并不显著;而西部地区的土地违法则受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的共同影响,且后者的作用更强。这一结果意味着,相对于财政激励,引资激励是驱使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更重要因素。由此,在土地违法问题的治理上,除了针对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激励进行财政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针对引资激励开展官员绩效考核改革。     

旅游生态环境成本的内生化研究

在实践领域.旅游产业生态化的企业运作根本动因在于对成本的约束,因此,对生态环境进行内生化的成本核算处理是旅游企业实施生态化的基本判据.本文首先研究将人类劳动向生态系统延伸而形成的生态经济价值理论.建立旅游生态环境成本与旅游生态经济价值的对应关系,将生态环境成本与经济价值、人类劳动关系结合起来,从而为建立生态环境成本内生化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以外部成本效应理论为研究起点,论证并分析出通过税费手段摊派外部环境成本的缺陷,建立了旅游产业生态化过程中环境成本低代价内生化应用模型;最后,根据产权理论,总结出政府为旅游产业生态化的战略发展进行必要干预和调控的具体思路.     

地理成本与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调整人口分布,实现区域人口、经济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是我国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这种条件下,对我国人口分布进行合理性判断显得尤其重要.从我国的人口分布格局来看,尽管存在局部性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的区域,但整体上我国的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是具有一致性的.以这一判断为出发点,本文在从传统角度分析地形海拔、水热条件、土地供养能力等地理环境要素以及地理环境变迁等对人口分布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地理成本是影响人口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从地理成本角度分析了其对个人行为方向选择、资本投资方向选择等的约束性作用及进一步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接着又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了地理成本对自然地理环境条件较差地域地方政府的刚性发展约束以及这种条件下形成对区域人口外迁的影响.最后,本文认为地理成本约束下我国的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之间具有一致性的耦合.     

影响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制约因素的实证分析

当今绿色供应链管理日益成为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中国企业已经有压力和动机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但还没有真正转化为实践.探讨中国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制约因素,为政府推动和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在获得289份问卷的基础上,识别出制约中国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意识与能力、财务绩效和成本、供应链影响及政府法规等.进一步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关联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政府法规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制约影响最大,而企业内部的意识和能力是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关键.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加强法规建设和执法力度,激发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而企业只有主动提高意识和能力,才能有效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     

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效益分析

在描述清洁生产内容和目标的基础上,分析了生命周期环境成本管理方法的基本原理和特点,并通过对该方法在企业实施清洁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应用进行分析,说明了通过合理实施清洁生产,可以达到防治污染、提高经济效益的双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