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景观质量的游客感知及支付意愿评价——以福友休闲农场为例

在近年来国内休闲农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于缺乏对其非使用价值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出现了高速增长与效果欠佳的矛盾,如何科学评价休闲农场开发的非使用价值,对于该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条件价值评估方法(CVM)是国内外评估非使用价值和支付意愿较为成熟的方法,但尚未用于对具有"三产融合"和"三生一体"特性的休闲农场的评估,本研究以福建开发较为成熟的长泰福友休闲农场为研究取样点,采用该方法探究游客对休闲农场生态景观质量的感知水平及支付意愿。结果表明:游客对福友休闲农场生态保护价值支付意愿的下限为18.26元,支付上限为23.10元,游客对福友休闲农场生态景观保护的支付意愿为96.45万元/年;提供便捷的支付渠道和公开资金的使用途径能有效提升游客购买生态景观保护价值的支付意愿;农场空气的好坏、农场的生态体验设计、农场的田园功能分区在主题设计、耕作体验形式、内容等方面的创新程度对游客生态保护的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于大部分拥有一定农场阅历但对农业多功能性认识不足的游客,在便捷的支付手段和珍稀植物品种的吸引下,更倾向于形成较低水平的生态保护价值支付意愿,而那些文化素质较高,特别是拥有农场、生态相关领域研究背景,对于农场生态功能性、体验养生内容拥有一定认知的游客,则愿意在更高的价格水平支付农场的生态保护价值。     

四川省农村固体废物的处理现状、特性与农民环保意识分析

鉴于四川省重要的生态屏障功能和多样的地形气候条件,随机选择该地区10个自然村,通过问卷调查、采样测试等方法,对农村固体废物的处理现状、特性与农民环保意识进行调研,以期为农村典型污染物的管理与处理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指导。调研表明:四川省农村生活垃圾统一清运率相对较高,生活垃圾与塑料薄膜以焚烧为主;人畜粪便主要用作肥料,作物秸秆主要用于生活燃料,绝大部分灰渣均还田,大部分生活污水直接排放,这些处理方式导致了地表水、固体废物和大气的复合型污染。调查村生活垃圾产生量平均值为227g/(人·d),主要组分包括厨余、灰土、纸类、橡胶,生活垃圾平均容重、含水率、灰分、可燃物、低位热值分别为129kg/m3、43.42%、28.22%、28.36%和6 048kJ/kg。农村群众对生活垃圾特性的认知不高,参与环境管理的意愿和对典型污染物处理的支付意愿相对较弱;四川省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处理宜充分利用户用沼气池和中小型沼气工程,采取分散和自行处理为主、集中处理为辅的模式。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梯度变动与影响机制

随着城乡利益格局的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呈现出新的特征,其变动与城市类型密切相关。利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表现出随流入地的城市类型而梯度变动的特征,即呈现出在大城市的居留意愿强,中小城市的流动性强和特大城市的返乡意愿强的特征,大城市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实现留城理想与个人发展最佳的平台。但是总的来说,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与第一代流动人口同中存异,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利用多层模型,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城市类型、经济收入、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家庭迁居、户籍可获得性是影响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此外,户籍可获得性与新生代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交互作用显著的影响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进一步增强了居留意愿在不同城市类型的差异。这体现出户籍制度对流动者的影响逐步由早期的福利隔绝向心理隔绝转变。对不同城市类型新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差异进行量化分析发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流动者的居留意愿呈现刚性,而超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流动者居留意愿具有弹性。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政策建议:将大城市作为吸纳流动人口的主导区域构建城市发展规划策略,发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的产业发展;在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文明建设方面,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相互融合提供政策支持;依托政府、社会组织与学校,提升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     

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态的实证分析——以鄂州、黄石、仙桃三地为例

基于鄂州、黄石、仙桃三地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女性的4 318份实地调查问卷,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三地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52%的农村女性愿意迁居到城镇,而34.2%的农村女性不愿意迁居到城镇。受教育程度程度越高、年龄越小、未婚、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村女性更倾向于迁居城市。同时,女性居住地所在区域作为环境外围因素对迁居选择也有重要影响。离大、中城市越近,城市文明影响越深的区域,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越强。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农村集镇的女性,具有较高的迁居愿意,高于居住在县城或纯乡村区域的女性。在现阶段,户籍因素、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女性的迁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女性迁居城镇意愿是农民工家庭彻底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因此,建议大力提高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村女性的教育培训。同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需增加农村女性平等竞争机会。     

改善空气质量健康效益的非市场价值评估

采用目前美国国家海洋局(NOAA)推荐的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方法,对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产生的健康效益进行评估.对北京市城八区居民共发放880份调查问卷,调查居民对通过改善空气质量进而使健康免受危害计划的最大支付意愿.结果表明:未来5年内北京市居民每户的平均最大支付意愿为652.33元/a,居民健康总经济效益现值为61.08×108～75.41×108元;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支付意愿与居民家庭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有正向关系,男性比女性的支付意愿高.分析结果与经济学原理相符,该评估的可靠性得以验证.      

河滩湿地资源保护与开发社区意愿调查——以黄河孟津湿地扣马段为例

河滩湿地是湿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社区居民对滩区湿地保护的认知及利用诉求,是探索兼顾社区利益的河滩湿地生态保护模式的基础。以黄河孟津湿地扣马段为例对滩区周边社区居民开展了意愿调查,结果表明:71.96%的被调查居民认识到湿地的重要性,但是严格划地保护、禁止开垦利用而伤害到其根本利益是无法接受的,这种矛盾正是目前自然保护区保护措施和效果无法得到保证的根本原因。90.53%的被调查居民认为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土地减少和鸟类啄食造成作物减产,绝大多数居民认为政府理应给予补偿。对于湿地用途的期望,受访者意见非常分散。只要处理好保护区与社区居民的利益关系,多数居民是能够理解并参与湿地保护工作的。     

选择实验法评估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价值实证研究

运用选择实验法,研究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居民支付意愿,并由此推断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带来的环境价值,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提供数据依据。研究获取了569份居民的调查问卷数据资料,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得到如果实施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彻底解决湘江重金属污染问题,水质将完全达到或优于Ⅱ类水标准。湘江流域居民总支付意愿为1029.68亿元,影响居民的支付意愿的要素从高到低排序为铅、镉、汞、砷、宣传与教育强度。对湘江重金属污染的认知程度、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月收入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最大因素。     

西南地区农村生活垃圾特征与群众环保意识

随机选择我国西南地区22个自然村,通过问卷调查、现场采样和实验室测试等方法,对当地农村生活垃圾的污染和处理现状,垃圾特征,群众对生活垃圾的认知、支付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调研。结果表明,我国西南地区农村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为178 g·d-1,主要组分为厨余、灰土、橡胶和纸类。垃圾容重、含水率、灰分、可燃物和热值分别为107 kg·m-3、37.04%、25.73%、37.23%和8 008 k J·kg-1。该地区生活垃圾具有惰性物质含量低、容重低,可回收物比例和热值高的特征。群众对生活垃圾的污染性认知主要来源于直观感受,对可回收生活垃圾的认知直接受当地废品回收商的影响,对有毒有害垃圾的认知不足。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对认知水平有一定的影响,对群众支付意愿无明显影响。群众的支付意愿与垃圾收费呈指数衰减关系,以每户每月不超过5元为宜。在西南地区农村实施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已具有一定的基础。     

东江源受偿意愿调查与跨省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文章分别调查了东江源区居民受偿意愿和两地政府对东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诉求。调查表明:居民家庭收入低下,68%的被调查者认为为保护东江水质对家庭收入产生了影响;94%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实施生态补偿,且其中90%的人表示如果接受补偿,将愿意放弃一些会对东江水质保护产生不利影响的经济发展机会;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期望值在2 250元/(hm2.a)以上,在补偿形式上更青睐现金补偿。分析了中央、广东省和江西省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提出了建立东江源跨省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生态文明视域下水源保护区农村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研究——以川东北B市为例

水源保护区农村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直接影响水源地的生态安全和饮用水安全,为此对B市水源地农村居民生态环保意识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居民积极响应政府对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的号召,部分居民因生态环境补偿标准低或参与环境保护会相应减少家庭收入而不愿意参与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大部分居民表示对国家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