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在长江大保护工作中推进生态环境大数据融合的思考

以习近平长江经济带发展思路和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为背景,简要介绍了南京市长江大保护和大数据融合工作的现状与特点。在对标分析武汉市长江大保护和贵州省大数据融合先进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南京市大数据应用水平不高,难以为生态环境重要决策提供有效支撑的情况,从树立创新思维摸清沿江污染底数、树立法治思维推进大数据融合共享、树立融入思维推进社会化服务、树立数字思维适应信息化和“互联网+”发展等方面,对南京市如何深度整合利用现有大数据资源,构建具有南京特色的长江大保护“生态眼”监管系统提出对策和建议。     

合理利用长江岸线资源的思考

长江岸线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由于长江岸线的管理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管理体制不合理,缺乏统一规划,长江岸线资源开发利用存在集约化程度低、管理无序、浪费严重、排污泛滥等问题。长江岸线资源开发利用必须遵循可持续利用原则、深水深用与浅水浅用原则、集约布局与纵深发展相结合、上下游、左右岸利用方式协调等基本原则,尽早完善关于河道岸线利用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利用管理规划,理顺管理体制,培育资源有偿使用及交易市场,从而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双赢,保障长江岸线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长江南京段近岸沉积物和土壤中重金属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测定沉积物和土壤中Cd、Pb、Cr、Zn、Cu、Ni 6种重金属元素的平均含量,计算其富集因子,分析长江南京段近岸沉积物和土壤中重金属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几种重金属在沉积物中的富集次序为:CdPbCr1NiCuZn,在土壤中为:CdZnCu1CrPbNi,除Zn和Cu外,其他几种金属在沉积物中的富集程度高于土壤,同时Cd的含量超过土壤环境质量三级标准。以Cd和Pb为例分析了重金属含量与沉积物粒级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显示,Cd、Pb的含量与颗粒物的粒级呈显著的相关性,与细颗粒物的含量有密切关系,细颗粒携带的重金属,在长江水力分选作用下到达下游,成为沉积物中重金属的主要来源。     

长江南京段水质自动监测点位优化

简述了长江南京段监测断面现状,用相关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水质监测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对长江南京段水质自动监测优化布点提出了相关建议。     

长江干流江苏段水质中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及分布现状

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水质中6种邻苯二甲酸酯(PAEs),方法在0μg/L~500μg/L范围内线性良好,方法检出限为15 ng/L~20 ng/L。将该方法用于2014年长江干流江苏段4个断面的水质样品的采集与测定,并讨论PAEs的分布现状。结果表明,6种PAEs的测定均值为8.56μg/L~21.1μg/L,其中DBP与DEHP含量占比超过50%,PAEs总质量浓度与其他河流相比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长江武汉段水体中多环芳烃的分布及来源分析

对长江武汉段干流7个站点、支流和湖泊23个站点的水相、悬浮颗粒相和沉积相样品中的多环芳烃进行了分析测定.结果表明,水相中多环芳烃总量的变化范围为0.242～6.235μg·L-1沉积相中的变化范围为31-4812μg·L-1悬浮颗粒相中多环芳烃含量的平均值为4677μg·L-1,含量高于沉积物.长江武汉段与国内其它河流多环芳烃污染水平相当,比国外一些河流多环芳烃的污染水平要高.沉积相中多环芳烃的含量与颗粒物中总有机碳(TOC)含量呈显著正相关.污染来源分析表明,多环芳烃主要由化石燃料、木材等的燃烧所引起,污染来源为燃烧源.在干流白沙洲和支流墨水湖的水相中检出了苯并(a)芘,且含量超出了国家饮用水标准.沉积物中PAHs对周围生物存在潜在的毒性效应,但不会引起急性毒性效应.     

长江口边滩水库藻类增殖潜力及遮光控藻研究

从长江口及两个长江口边滩水库(陈行水库和宝钢水库)采集水样,在人工气候室内进行了藻类增殖潜力研究.结果表明,在完全不添加营养成分的前提下,在培养未灭菌水样时蓝绿藻可成为优势种而大量增殖;在灭菌水样中人工接种铜绿微囊藻时,该藻的藻细胞数最大现存量可达5.65×106个/mL.另一方面,采用遮光控藻思路,在上海交通大学致远湖中设置软体浮式人工围隔,待其发生水华后将围隔遮光,7 d后叶绿素a从发生水华时的176.9 μg/L降至21.4μg/L.因此,使用遮光技术可以达到有效控藻的目的.     

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生态效率时空动态性及驱动机制

县域生态效率是支撑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基础单元。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依托多源数据构建县域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EBM模型进行测度,并借助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其时空动态特征,进一步将时空跃迁类型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嵌套以探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生态效率整体水平于2005～2018年显著提升,其空间分布凝聚力较强且具备较高路径锁定特征,各县域单元存在一定跃迁惰性,“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周边县域单元生态效率局部空间特征动态性更强,在空间依赖方向上,丰城市具备最大波动性,长沙市市辖区具备最大稳定性;经济-气候驱动、产业-资源制约、经济-资源驱动、产业-降水制约等4种驱动/制约模式呈现出自“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至“环长株潭城市群”由制约向驱动转化的演进格局,各自蕴含不同的驱动机理。     

《长江保护法》实施背景下《水法》的联动修改

《长江保护法》实施后,其他法律法规需配合进行联动修改,其中《水法》的联动修改即为重要任务之一。《长江保护法》与《水法》在适用范围、立法理念以及制度机制特性上存在诸多差异。目前,《水法》与《长江保护法》在一些同一事项上存在具体规则上的冲突;相较于《长江保护法》,《水法》的立法理念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长江保护法》中设立的具事前预防性、事后救济性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在《水法》中则暂付阙如。通过修改存在冲突的具体规则、《水法》从立法理念到制度机制的生态化,以实现《水法》与《长江保护法》在保护水资源上的协调与衔接。     

长江(南京段)环境雌激素的污染特征

利用固相萃取技术和重组基因酵母检测了长江(南京段)四个典型断面环境雌激素污染状况.结果表明,除秦淮新河断面外,江心洲断面、三汊河断面和大桥断面均有环境雌激素的检出,雌二醇当量分别为0.38、0.24和0.45 ng·L~(-1).与国内外地表水环境雌激素检测结果相比,长江(南京段)典型断面雌激素活性水平为较低至中等.对江心洲断面和大桥断面,甲醇洗脱组分的雌激素活性最大,其次为丙酮洗脱组分,二氯甲烷洗脱组分的雌激素活性最小;对三汊河断面,丙酮洗脱组分的雌激素活性最大,其次为二氯甲烷洗脱组分,甲醇洗脱组分的雌激素活性最小.这可能是污水来源不同所致,生活污水导致大量极性雌激素污染物的输入,而工业污水则主要引入了中等至弱极性雌激素污染物.三个雌激素活性阳性检出断面主要活性洗脱组分的雌激素活性均大于混合样的雌激素活性,这可能是由于样品混合后各种结构上不同的污染物之间的交互作用掩盖了实际的雌激素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