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分段法研究新洋港入河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

将新洋港分为3段,分别对各段的生活、农业、工业污染源进行调查,分析了污染特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预测了2012年和2015年的入河污染物总量。综合考虑水文水质和功能区等因素,采用模型计算了2012年和2015年的水环境容量,根据结果制定了新洋港入河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     

西南涌流域底泥重金属污染特征及潜在生态危害评价

西南涌流域近年来受到比较严重的污染,为了解受重金属污染状况,对该流域底泥重金属污染水平与特征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地累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对西南涌流域底泥重金属污染程度与生态危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西南涌流域底泥已不同程度受到重金属Cu、Zn、Pb、Cd、Cr的污染,与珠三角土壤背景值相比,西南涌流域底泥重金属Cu、Zn、Pb、Cd、Cr分别超标11.38、3.32、1.81、19.45、3.20倍;底泥中的Cu、Zn、Cr、Cd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r=0.615~0.964)。通过地累积指数法评价表明,西南涌流域底泥中的Cd为偏重污染,Cu、Zn为偏中度污染,Pb为轻度污染,Cr为无污染;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评价结果表明,西南涌流域底泥重金属的潜在生态危害程度总体属中等,主要是由Cd的含量过高引起。     

汉丹江(陕西段)水质变化特征分析

基于2008—2012年陕西省境内汉江、丹江干流14个断面的水质监测数据,采用单因子评价法、平均综合污染指数法和秩相关系数法等对该段水体的水质变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汉丹江(陕西段)断面水质以Ⅱ类、Ⅲ类为主,水质总体为优;水质综合污染状况呈下降趋势,其中汉江下降趋势显著;水质综合污染状况空间差异和区域分布特征明显,城区段污染大于郊区,各行政区段河流下游污染大于上游。流域水质主要受有机污染和营养盐因子影响,水体污染源主要来自城镇生活源和农业面源,工业源占比不大且排放行业较为集中。     

刘家峡水库藻类群落特征与水质的关系

2009年—2010年,研究了刘家峡水库的藻类群落特征。共鉴定出8门11纲 16目33科55 属114种藻。丰水期优势类群是金藻门（占27%）,次优势类群是硅藻门（21.5%）;枯水期优势类群是硅藻门,占总数34%（羽纹纲占33%）,次优势类群是金藻门（18%）。对刘家峡水库水质初步评价结果显示：水库上游水质较清洁（1#—2#站点）,中下游为轻度—偏中度污染（3#—4#站点）,下游为中度—偏重度污染（5#—6#站点）。对藻类群落特征与6项水环境因子的Pearsong相关性分析表明,枯水期影响藻类群落特征的环境因子依次是DO﹥TN﹥pH值﹥T﹥Mcb(粪大肠杆菌);丰水期则是DO﹥Mcb﹥pH值﹥TN。     

珠江口表层水中多环芳烃的分布特征及健康风险评估

分别于2015年2、5、8、11月在珠江八大入海口采集表层水体样品,应用固相萃取富集法对该区域表层水体中16种USEPA优控多环芳烃(PAHs)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终生致癌风险增量模型(ILCR)对该区域的饮水健康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珠江口4个季度所采集的水样中,∑15PAHs的浓度范围为18.0~50.3 ng/L,含量处于中等水平。其中7种强致癌性∑7PAHs的浓度范围为1.53~3.73 ng/L,占∑15PAHs的5.89%~11.1%,∑15PAHs和∑7PAHs在枯水期(2、11月)样品中明显高于丰水期(5、8月)。就组成特征而言,各采样点PAHs以3、4环为主。珠江口表层水中非致癌类PAHs的危害商数值为0.99×10~(-5)~2.73×10~(-5),远低于USEPA规定的阈值(1);致癌类PAHs产生的健康风险为6.50×10~(-8)~2.37×10~(-7),其中Ba P导致的饮水途径健康风险最高,所有点位致癌类PAHs的健康风险均低于USEPA推荐的对致癌物质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10~(-6)),表明珠江口表层水中PAHs尚不具备严重的致癌风险,但是仍然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需要重点控制和管理。     

阿什河底栖动物群落特征及影响因子

阿什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全境包含了从Ⅰ类到劣Ⅴ类的各种类型水质。通过对阿什河沿线底栖动物群落构成进行调查,结合典范对应性分析(CCA)对底栖动物群落与环境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结论,溶解氧和高锰酸盐指数为研究区域内底栖动物群落构成的主要限制因子。为分析不同水质条件下底栖动物种群变化成因和从生物学角度提出阿什河治理方法提供技术依据。     

灌河口表层土壤多环芳烃污染调查

为了解灌河口工业区表层土壤中多环芳烃的污染水平及健康风险。于2017年4月份在灌河口化工园区、火力发电厂和钢铁工业园区采集30个表层土壤样品,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对16种优控ω(PAH)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30个采样点16种PAH的ω(T-PAHs)总为1 212.8~12 264.5 ng/g,平均值为3 504.8 ng/g。其中单体PAH以Fl为主,平均比例高达19.4%,其次为Pyr(16.7%)和B[a]P(9.6%)。单体PAH相关性分析表明了污染物来源的一致性,主要来源于本地工业区原油、生物质和煤的燃烧过程。根据加拿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灌河口工业区87%的土壤PAHs污染超过了安全值,存在潜在的生态风险。     

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区大气污染跨界环境影响分析

对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区近地面和边界层顶气象流场及该区域大气污染长距离输送产生的跨界环境影响趋势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该区域近地面和边界层顶的流场总体上为西北向东南流动,大气污染物长距离输送可能影响的区域主要为华中地区;区域冷空气的活动对其大气污染物的清除起重要作用;通过CALPUFF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该区域SO2的影响程度和范围明显大于NO2,在区域内部存在污染物浓度较高的区域,但未对区外造成显著跨界环境影响。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提高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有利于协调该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运用三阶段DEA方法,从企业类型、环境因素等视角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政府RD支出的增长对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均有正向作用,但作用效应尚未达到显著状态;研发机构数量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内资及港澳台企业的技术效率,而外资企业与中国技术市场的互动效应尚不显著;行业内企业数量增加所引致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外资企业提高技术效率,却显著降低了内资及港澳台企业的技术效率;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技术效率存在较大差距,外资企业的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最高,内资企业的规模效率最高。文章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城市-社会-环境耦合度空间差异分析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36个城市为例,构建了经济发展、城市化、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度模型评估了36个城市2011~2013年的耦合度,并利用GIS技术分析系统的得分与耦合度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36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和社会保障水平的空间分布比较相似,三者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存在显著性的地区差异。36个城市生态环境得分均值很高,城市之间差异很小。从耦合度的空间分布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明显存在3个高耦合度的聚集区域,即长株潭城市圈,武汉-南昌(含鄂州、黄石和九江)城市带和鄂北4市,即十堰、襄阳、宜昌和荆门。最后,36个城市之间耦合度的差异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