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及其关键影响因素

在系统地归纳了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以环境治理投资总额作为投入指标,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在水、气、固体等方面控制绩效作为产出,建立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DEA方法的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再以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为母因素,以各评价指标为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模型,通过《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0》和《中国统计年鉴2010》收集2009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投入产出数据,得到我国各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及其关键影响因素,证实控制关键因素--环境治理投资总额,能够有效地提高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及其滞后效应分析

随着国家对长吉图先导区经济发展支持力度的加大,对其固定资产投资将会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因此,通过切实提高长吉图先导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对化解长吉图先导区乃至整个吉林省潜在的资金风险,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分析长吉图先导区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模型,全面系统地研究长吉图先导区固定资产的投资效益,并进一步建立投资效益的一期滞后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长吉图先导区的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额之间密切相关,且滞后一期固定资产投资对长吉图先导区GDP增量的滞后效应最为显著。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以及具体的政策建议。     

不同来源地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能源消耗强度——基于江西省11个设区市的实证研究

运用2007—2010年江西省11个设区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根据来源地不同,将直接投资分为港澳台直接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两类。研究表明,港澳台直接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工业能源强度有显著的正影响;与港澳台投资相比,其他外商投资对地区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更大。     

中部四大城市群（圈）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化与竞争格局

采用熵指数与偏移一分享分析方法,对中部四大城市群近10年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时空演化与竞争格局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城市群FDI在不断增长过程中有分散化的总趋势,但城市群之间差异显著,具有阶段性特征;中部城市群FDI偏移增长量逐年增加,城市群之间的偏移增长量远大于城市群内部;高正偏增长城市前期主要集中在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近期转向皖江城市带、东部沿江地带和中原城市群内沿京广、陇海线交汇一带。     

The Key Role of the Barefoot Fisheries Advisors in the Co-managed TURF System of Galicia (NW Spain)

Many authors have pointed out the need for simpler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procedures for avoiding overexploitation in small-scale fisheries. Nevertheless, models for providing scientific advice for sustainable small-scale fisheries management have not yet been published. Here we present one model; the case of the Barefoot Fisheries Advisors (BFAs) in the Galician co-managed Territorial Users Rights for Fishing. Based on informal interviews, gray literature and our personal experience by being involved in this process, we have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roles of this novel and stimulating actor in small-scale fisheries management. The Galician BFA model allows the provision of good quality and organized fisheries data to facilitate and support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The BFAs also build robust social capital by acting as knowledge collectors and translators between fishers, managers, and scientists. The BFAs have become key actors in the small-scale fisheries management of Galicia and a case for learning lessons.     

基于实物期权博弈的安全投资决策研究综述

回顾安全投资理论的发展历程,分析研究现状,归纳相关研究文献,指出理论研究方面主要存在的"安全投资决策评价方法亟待创新;安全投资评价方法忽略了外部竞争性、未来不确定性、不可逆性、长期性和潜在性等因素;实物期权博弈理论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3个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给出安全投资战略期权博弈分析的思路,建立不确定条件下安全投资战略项目的价值模型,概括出安全投资战略实物期权博弈分析的理论框架以及理论依据、分析工具和分析步骤。指出了安全投资理论的研究趋势。基于实物期权博弈的安全投资决策,使安全投资项目的管理柔性价值和战略价值得到准确的衡量。     

流域污水集中处理市场化的法律研究

实行流域污水信息处理的市场化是社会主义主市场经济与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是流域污水集中处理厂自我发展壮大并最终走上可持续必经营的必要条件。如何推行流域污水集中处理的市场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在论证了流域污水集中处理市场化的宪法与环境法依据之后,本文对日本、法国、美国、韩国、英国、德国等市场经济国家在污水集中处理市场化贩管理体制、投资模式、收费模式和运营模式进行了考察,对它们的成功经验进     

湖南农业投入水平的地域差异研究

从农机、电力、化肥、灌溉、劳力、资金等方面,评价了湖南省各县农业投入水平的现状特征及区域差异,并进行了湖南农业投入一产出的比较研究,以及农业生存资源禀赋与农业投入产相关分析。基本结论有：洞庭湖平原农业投入水平高,农业发达,武陵、雪峰山区农业投入水平低,家业仃对落后,湘东、湘南、湘西山地区生存资源丰富,但农业投入力度不够,农业资源潜力亟待开发,应国湖南省农业发展的重点投资地区。以湘、资、、漕四水农业     

中国高铁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和环境的短期效应综合评估

近年来,传统铁路发展远不能满足各行业对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需求,中国政府正加大对高铁行业的规划与投资。现有高铁网络与其他铁路共同构成的快速客运网,推动了产业的空间布局,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就业率,提升了区域间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配置效率,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中国政府大力建设高铁网络的当下,综合评估中国高铁建设投资给国民经济和环境带来的影响具有必要性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2012年投入产出表,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和计量经济学模型,通过重新刻画投入产出模型中农村居民、城镇居民部门"收入-消费"内生关系,区分高铁与传统铁路在生产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差异,构建基于居民消费局部内生化的高铁投资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评估中国高铁建设投资对经济、就业和能源环境的短期效应。结果表明:12012年中国高铁投资每亿元拉动总产出增加3.72亿元,GDP增长1.21亿元,投资总量给国民经济共带来总产出增长19 373.44亿元、GDP增长6 296.04亿元;2在拉动经济增长同时,高铁建设投资对就业拉动显著,每亿元高铁投资创造1 084个就业岗位,2012年因高铁投资新增就业岗位高达565.23万人。这意味着,在短期内,中国高铁建设投资会在发展社会经济、促进居民就业等方面注入强大的动力;3在环境层面,2012年高铁前期基础建设共带来83.42 Mt CO2排放,略大于传统铁路投资,但考虑到建成运营后,高铁具有清洁、稳定、高速等特点,高铁建设投资在环境层面优势会慢慢显现。     

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具有“污染光环”效应?

FDI是否引致并加剧了环境污染一直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并存在较大争议,形成了"污染光环"和"污染避难所"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其中,"污染光环"假说认为,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了东道国环境质量,而"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发达国家企业将产业链中高污染、高能耗部分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其环境质量恶化。本文将两种针锋相对的假说进行融合,认为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和自身累积阶段的不同而呈现非对称特征,而不是非正即负,因此,将经济发展阶段和FDI自身累积分别作为转换变量,构建FDI对环境污染的面板平滑转移(PSTR)模型,研究结论如下:(1)外商投资通过发挥"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等促进了我国环保技术水平,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即FDI并不是引起我国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2)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存在两个转换机制,分别在人均收入达到0.527和1.027时实现转换,并且由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间的平衡,使得FDI随人均收入的提高抑制程度先缓慢减弱后迅速上升,最终稳定在0.165附近。(3)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自身累积量为1.999处实现低区制往高区制的转变,且转换速度适中。并且,在FDI累积较低阶段,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但当FDI累积量超过门限值,FDI投资结构进一步升级促使其对环境污染的抑制效果开始显现。基于此提出建议:(1)在实行严格FDI进入标准、优化FDI投资结构的基础上,持续引进FDI。(2)应该适时适度地调整FDI引入政策,引导过剩FDI在城市间、产业间合理流动,实现FDI在不同城市间与不同产业间的科学分布和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