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变的作用路径研究——基于东北三省地级市实证分析

基于2005-2016年东北三省3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定性分析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法定量研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1）从各城市对比来看,环境规制强度呈现出明显的市域差异,碳排放量呈先增加后减小态势。（2）从空间格局来看,环境规制强度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增强的态势,区域间差异逐渐增大。环境规制的高水平类型分布集中,城市数量最多;低水平类型均位于黑龙江省北部,城市数量最少。碳排放量的高水平类型集中分布在辽东半岛以及大庆市和吉林市等石油型、冶金型城市,低水平类型城市数量呈波动增加,主要分布在东北北部,且向南逐渐扩散。（3）东北三省严格的环境规制不仅直接抑制碳排放,也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精简粗放投资间接抑制碳排放,地方政府竞争则会减弱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     

覆膜方式和灌溉对夏玉米产量及农田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为探讨不同覆膜方式和灌溉对夏玉米农田产量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本研究设计了雨养(R)和灌溉(I)这两个主处理,对照(CK)、半膜覆盖(HM)和全膜覆盖(FM)这3个副处理,利用静态暗箱-气相色谱法监测了2014和2015年土壤CO_2、CH_4和N_2O的排放通量,并借助碳排放强度(GHGI)指标进一步评价了不同覆膜方式的固碳减排效果.结果表明,与RCK相比,RHM和RFM在2014年增产作用不明显,而2015年分别增加19. 6%和26. 8%;与ICK相比,IHM增产作用不显著,而IFM在2014和2015年均显著增产,达到14. 1%和55. 8%.灌溉仅对2015年CO_2排放有显著促进作用(P 0. 01),同一主处理下覆膜方式对CO_2排放没有显著影响(P 0. 05).灌溉对CH_4吸收没有显著影响(P 0. 05),覆膜对CH_4吸收具有抑制作用. ICK相比RCK,N_2O排放量仅在2015年存在显著性差异,显著减少了22. 3%;与RCK相比,RHM和RFM在2014年N_2O排放量差异不显著,2015年分别显著降低了50. 7%和51. 4%; IHM和IFM与ICK相比,2014年N_2O排放分别显著减少了47. 5%和54. 2%,2015年分别减少了9. 6%和52. 2%.灌溉可以通过提高产量从而显著降低GHGI;与RCK相比,RHM和RFM的GHGI仅在2015年显著降低,分别达到60. 1%和61. 7%;与ICK相比,IHM和IFM在2014年GHGI分别显著降低了39. 7%和53. 2%,2015年分别降低了22. 2%和67. 5%,即全膜覆盖降低GHGI的效果优于半膜覆盖.因此,对夏玉米种植而言,灌溉条件下全膜覆盖能保证作物高产稳产并降低农田碳排放强度.     

废物焚烧厂烟气中PCDD/Fs和PCNs的排放特征

采用同位素内标稀释高分辨气质联用分析法,对废物焚烧厂的烟气样品PCDD/Fs和PCNs进行了测定,分析了其排放特征以及相关性,为有组织排放的PCDD/Fs和PCNs的控制提供理论依据.实验结果表明,空白实验中未发现明显的背景干扰;样品中PCDD/Fs的采样内标回收率范围为74.0%~90.1%,提取内标的回收率范围为53.3%~120.0%,均符合US EPA23和CHN HJ77.2-2008的质量控制标准;PCDD/Fs的同系物浓度均随着氯取代数目的增加而增加,而PCNs同系物则随着氯取代数目的增加表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规律.同系物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可知,这两类污染物相邻同系物相关性系数明显大于非相邻同系物相关性系数,表明低氯代同系物可能是生成高氯代同系物的一个重要途径.此外,PCNs和PCDD/Fs同系物的线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一些PCNs化合物（PeCN、HxCN、HpCN、OCN）与某些PCDD/Fs（OCDD、PeCDF、HxCDF、HpCDF）具有良好的相关性（R²=0.55~0.78）,由此推断在废物焚烧过程中这些同系物可能具有相类似的生成机制.     

互花米草入侵对长江河口湿地CH4排放的影响

为了探讨互花米草入侵对长江河口湿地CH₄排放的影响以及入侵至不同潮位对CH₄排放影响程度的差异及其可能机制,采用邻近互花米草与土著植物群落相配对的试验设计,在长江口东滩湿地的高潮滩和低潮滩各设置1条样线.结果表明,与土著植物相比,互花米草入侵显著增加了长江河口湿地的植物生物量,显著增加了土壤含水量、土壤有机碳含量、总氮含量、微生物碳和氮含量.高潮滩互花米草群落年均CH₄排放强度为（0.68±0.08）mg/（m²·h）,显著高于芦苇群落（0.21±0.01）mg/（m²·h）,低潮滩互花米草和海三棱藨草群落年均CH₄排放速率分别为（8.31±0.50）和（3.93±0.18）mg/（m²·h）,前者显著高于后者.此外,高潮滩互花米草与芦苇群落之间年均CH₄排放强度的差异为（0.47±0.08）mg/（m²·h）,显著低于低潮滩互花米草与海三棱藨草群落之间年均CH₄排放强度的差异（4.37±0.48）mg/（m²·h）.上述结果表明,互花米草入侵通过改善CH₄产生所需底物的质和量,增加土壤含水量和微生物的量,从而显著增加了长江河口湿地CH₄排放量.互花米草入侵至低潮滩增加的CH₄排放量是互花米草入侵至高潮滩的10倍左右,表明互花米草入侵至长江河口湿地对CH₄排放的影响程度可能会有很强的空间异质性,互花米草入侵至更厌氧的土壤环境可能会对CH₄排放的影响程度更大.本研究可为准确估算互花米草入侵对中国海岸带湿地CH₄排放的影响程度,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海岸带湿地资源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理论依据和科技支撑.     

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变化的比较研究

基于碳排放系数法估算了1997~2015年中国城镇、农村和整体（包含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引起的直接碳排放量,进一步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函数估计方法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的地区差距及分布动态进行实证研究.同时,采用乘积式对数平均迪式指数模型（M-LMDI）分析了直接能源消费强度、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3大因素对居民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并重点考察了各省份相关变量对生活消费碳排放影响的城乡差异.结果表明：（1）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碳排放量在研究期内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在空间上均存在显著非均衡特征.（2）中国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碳排放的地区总差异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的0.379下降到2015年的0.244.1997~1999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的组间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主要来源,其贡献率超过50%.2000年后组内差距成为城乡差距的主要来源,其贡献率均大于40%并超过了组间差距.（3）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碳排放均在增加,地区差异均在扩大.（4）对全国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变动贡献最大的省区是内蒙古,累计贡献值达0.1005.贡献最小的省区是云南,累计贡献值为0.0125.（5）农村的能源消费强度和人均消费水平的贡献程度在研究期内均大于城镇,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在两个地区的贡献水平表现出了波动性.     

基于MIDAS模型中国碳排放量的实时预报与短期预测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不断加重,二氧化碳排放量预测成为各国制定碳减排措施的核心问题.传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预测模型是基于同频数据进行的,高频数据必需处理为低频数据,这样不仅忽略了高频数据携带的有效信息,还影响了模型预测的及时性,降低了模型预测的精度.本文将混频数据抽样模型(MIDAS)用于碳排放量预测研究,分析了高频季度GDP滞后阶数变化效应及其对低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季度GDP对碳排放量具有正负两种效应,该效应会持续6个季度且以正效应为主,碳排放量自身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该影响会持续4年之久,这与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相吻合,说明混频数据抽样模型(MIDAS)对二氧化碳排放量预测的合理性.此外,混频数据抽样模型(MIDAS)在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短期预测方面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在实时预报方面具有显著的可行性和时效性.     

中国垃圾填埋场2012年甲烷排放特征研究

垃圾填埋场是全球重要的CH_4排放源。基于中国1955个垃圾填埋场基础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库,核算了中国2012年垃圾填埋场CH_4排放水平,同时分区域和分规模推荐了基于已填容量的计算模型。2012年中国垃圾填埋场的CH_4排放量为148.12万t,广东排放量最高,西藏排放量最低。华东地区的垃圾填埋场CH_4排放在7个区域中占全国排放比例最高,达到33.00%,西北地区排放占比最低,为8.76%;大型填埋场(I类)CH_4排放占总排放比例达45.88%。中国垃圾填埋场CH_4排放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强的集聚性,北京-天津,上海-绍兴-宁波,广州-东莞-深圳-清远构成了中国垃圾填埋场CH_4排放的三大核心区域。垃圾填埋场单位已填容量的CH_4排放水平在0.86~1.83 kg/m~3。     

基于Petri网与OPMSE的屠宰行业排放限值仿真

通过文献查询及现场调研,对清河流域屠宰行业产生污水的各指标浓度(BOD5、COD、NH3-N)进行统计,得出排放污水中各污染物指标的浓度值范围。通过OPMSE的仿真计算,得出排放污水经过BAT处理后,污染物浓度正态分布均值在90%、95%、99%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在置信水平为99%时,屠宰行业的COD置信区间为(43.31,52.86),BOD5置信区间为(20.83,23.78),NH3-N置信区间为(6.83,8.13)。同时,依据仿真计算结果还得出,处理后污染物浓度的极小值和极大值,屠宰行业的最佳出水各指标浓度为ρ(COD)为17.34 mg/L,ρ(BOD5)为14.18 mg/L,ρ(NH3-N)为3.09 mg/L,最差出水各指标浓度为ρ(COD)为97.32 mg/L,ρ(BOD5)为39.66 mg/L,ρ(NH3-N)为13.29 mg/L。将仿真结果与现有排放标准对比,拟定屠宰行业的污染物直接排放限值为ρ(COD)为60 mg/L,ρ(BOD5)为25 mg/L,ρ(NH3-N)为10 mg/L。     

规模化畜禽养殖业零排放模式探究

针对中国畜禽养殖业污染日益严重的现状,在分析现阶段中国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运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因地制宜的采取污染物减排措施.分别从废水、粪便资源化利用以及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三个角度分析了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的零排放模式,加快推进了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而实现资源整合,提高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设备的利用效率,将污染物变成可再生的资源,为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物处理实现零排放及循环利用提供参考.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ntiers and divides: Transnational actors and US/China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Perpetuation of the South-North divide over climate change threatens to undermin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planet's vulnerable ecosystems. The current focus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s on the USA and the PRC since both countries are in a position to negate or clinch the global warming mitigation efforts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mmunity and because the two governments are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the entrenched global impasse over greenhouse gas (GHG) abatement. This contribution illustrates how transnational non-state actors, specifically Chinese American transmigrants,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surmounting the US-China divide over GHG emissions, even in a time of state stalemate. Specific opportunities to shap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utcomes are explored by reference to energy efficiency, renewable energy, transportation, GHG capture, and public education projects. The discussion shows that, by teaming up with the NGOs, universities, foundations and firms engaged in or contemplating involvement in GHG emission mitigation projects in China, Chinese Americans from many walks of life who can manoeuvre skilfully along the climate change frontier occupy a potentially decisive position in terms of suppor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