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水资源演化分析及预测

分析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河北省水资源环境的演变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采用灰色系统方法预测了河北省水资源环境的发展趋势.分析表明,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河北省年降水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且人为活动对水资源系统的扰动加剧,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极高;河北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恶化,地下水类型发生变化,矿化度和硬度升高,重碳酸型和硫酸盐型地下水面积增加,河北平原浅层地下水水位呈下降趋势.灰色预测表明,未来河北省的降水将稍有减少,地下水开采量将持续增加,进一步破坏河北省脆弱的地下水系统;农业用水将持续下降,而生活用水将持续增加;河北省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继续恶化.地下水测井超标率居高不下,地表水超Ⅴ类河长所占比例持续增加,到2010年将达到63.62%,河北平原浅层地下水水位呈下降趋势,预计2010年浅层地下水平均埋深将达到19.92 m.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

综合运用P-S-R模型、熵权TOPSIS模型与障碍度模型等方法,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2008—2016年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呈不断下降态势,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不尽理想;相反,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变异系数却逐步提升,区域差异逐渐扩大。（2）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上总体呈现出自西向东不断升高的特点。其中,压力指数空间上呈现中部高、东西两翼低的格局;状态指数则呈现中部低、东西两端高的空间格局;而响应指数东西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粮食产量、人口密度、工业废水中COD去除率、森林覆盖率、城镇化率是阻碍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     

旅游景区(点)系统空间分布的分形发育及演化特征——以四川省为例

论文以四川省为例,借用分形理论中的网格维测算方法分析旅游景区(点)系统的空间分形特征,用位序-规模双对数拟合方法研究旅游流的规模分布规律,得到以下结论:①旅游景区(点)系统分形是演化的分形,分形结构是逐步进化而来的。1980年以前,四川省旅游景区(点)的空间分布尚未发育分形结构,直至1990年,分形结构才逐渐形成;②旅游景区(点)空间分布的分形发育与旅游流流量规模分布的分形演化在总体趋势上是一致的,但具体过程有不同步性;③旅游景区(点)空间分布的分形发育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平台,但并不意味着旅游流的规模分布就一定会发育成理想的分形结构,还需要对相关要素进行调控,才能使旅游流的规模分布也具有分形特征。     

苏北沿海地区农户耕地利用行为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快速城市化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长三角区域欠发达地区乡村耕地资源利用呈现新特征,从主体角度开展该区域耕地资源利用研究对乡村治理以及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以江苏盐城和南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以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耕地资源利用行为意向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苏北沿海地区不同耕地规模农户的耕地利用行为意向存在显著性差异。农户耕地资源利用行为意愿主要直接受到农户户主个人及家庭特征和耕地资源禀赋特征两个因素影响,政策认知以及技术与资金使用对其产生间接影响且程度较弱。苏北沿海地区乡村治理过程中亟需进一步开展农户分类管理与引导,促进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加强农户技能与政策培训,探索农业服务新模式,促进耕地资源精准管理、农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等目标实现。     

湘东北地区石蛤蟆花岗岩体SHRIMP U-Pb年龄及地球化学特征

分布于湖南东北部的石蛤蟆岩体侵位于新元古代地层中。由微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和细粒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等两期侵入体组成。通过锆石SHRIMP U-Pb法测得岩体侵位年龄为157±2 Ma(2σ),MSWD=0.98,成岩时代为晚侏罗世。SiO2=68.26%～68.53%,K2O/Na2O=1.37～1.59,岩石属镁质、准铝质-微过铝质、高钾钙碱性-钾玄岩系列;岩石明显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亏损高场强元素,Rb/Sr较低(0.40～0.56);ΣREE较高(171.48～183.81),Eu为弱负异常(δEu=0.86～0.93),(La/Yb)N=27.11～45.87;具较高的εNd值(-5.11)和高T2DM(1.63 Ga)。综合研究表明,石蛤蟆花岗岩为混合源高钾钙碱性花岗岩类(KCG),其花岗岩浆有大量幔源物质加入。讨论认为岩体形成于构造体制转换下的地球动力学背景,是造山晚期张弛作用下的产物。     

吉林省西部草地的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吉林省西部草地退化严重,研究该区草地时空演变对其畜牧业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1980、1995、2000年三期遥感影像,在RS与GIS支持下,解译提取该区草地信息,分析其时空变化。结果表明:①20年来,草地面积减少40.70%,尤其高覆盖度草地,净减少率达51.96%;②1980至1995年,从动态度可以看出高覆盖度草地对草地整体变化影响较大;1995至2000年,总动态度和高、中覆盖度草地动态度接近,这两种草地类型对草地整体变化影响较大;③草地主要转化为耕地和盐碱地,转移面积分别达475799.43hm²和303182.06hm²;④20年来,各类型草地重心向东北方向偏移,不同阶段各类型草地重心偏移表现出无规律性、多向性。自然因素对该区草地退化起到一定的驱动作用,人类活动干扰则是主要驱动力。     

浙江省2008~2018年人为源氨排放清单及分布特征

以浙江省为研究区域,通过收集11个地级市各类氨排放的活动水平数据,采用排放因子法建立了2008~2018年浙江省人为源氨排放清单,并利用ArcGIS进行1 km×1 km空间网格分配.结果表明,2008~2018年浙江省人为源氨排放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年均下降率约3.97%;2018年浙江省氨排放量为108.52 kt,其中农业源为90.02 kt,非农业源为18.50 kt,排放强度为1.03 t ·km^-2;杭州市、嘉兴市和温州市的氨排放量高于其他城市,分别占全省总量的14.72%、11.86%和11.80%;空间分布特征显示,氨排放主要分布在浙江省北部区域,呈现出"北高南低"的排放趋势;不确定性分析表明,氨排放量模拟平均值为108.37 kt,在95%置信区间的不确定度范围为-5.40%~5.60%.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以福建省为例

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福建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 从时 间尺度上对福建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进行了动态评价。结果表明, 1981 年以来农业生产 环境安全指数和农业资源安全指数总体下降, 农村社会发展指数不断升高;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生 态安全综合指数则经历了下降、快速上升和快速下降三个阶段。以2003 年为例, 对福建省农业可持 续发展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素进行诊断表明, 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农业 资源安全和农业生产环境安全两方面。农业资源安全、农业生产环境安全和农村社会发展对农业可 持续发展生态安全的限制作用依次为45.32%、33.92%和20.76%。最后, 为提高福建省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生态安全水平, 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区域主要食物资源安全评价及其安全对策——以福建省为例

运用食物安全性指标(FSI)、食物安全性指标均值(MVFSI)和食物安全性指标变异系数(VCFSI)3个指标,对1991~2005年福建省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粮食、蔬菜、水果、猪肉、牛羊肉、禽肉、蛋类、奶类、水产品等9类食物的安全性状况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粮食生产处于极不安全的水平,粮食缺口逐年加大主要是由于间接粮食消费量的线性增长所引起的,而间接粮食消费又主要是由于猪肉和蛋类等耗粮型畜牧业的过度生产而导致的。牛羊肉、禽肉和奶类3类食物安全性水平较低,尤其是奶类从1998年以来,已出现亏缺状态。猪肉和蛋类安全性水平虽较高,但这两类食物属于耗粮型畜产品,面临着福建省粮食极不安全的现实,其较高的安全性完全有赖于省外粮食的进口,故区外粮食市场的波动对其影响极大,因此其安全性水平也不容乐观。水果和水产品则处于极为安全的水平,这主要是由福建省的地理位置条件所决定的。15年来蔬菜生产得到巨大发展,安全水平不断提高。总体而言福建省食物安全状况不容乐观。最后,为提高福建省食物安全水平,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陕西省城市绿色增长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解析

绿色增长是实现人地协调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对区域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以陕西省为例,在系统梳理绿色增长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绿色增长系统作用机制框架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PSIS-灰色关联分析、泰尔指数等方法分析了2008—2017年城市绿色增长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陕西省城市绿色增长水平总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波动上升变化过程。（2）空间分布上,城市绿色增长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空间演化上,地区内差异略呈下降趋势,而地区间差异上升趋势明显。（3）区域生态环境（X₃）、生活质量环境（X₄）和政策支持环境（X₅）是制约陕西省绿色增长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且不同准则层在城市间的障碍作用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4）全省层面上,对城市绿色增长水平阻碍作用最大的5个因子依次是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X₄₃、单位GDP能耗下降率X₃₁、科研和技术服务从业人员数X₅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₄₉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X₄₂;在城市层面上,X₅₄的阻碍作用最强,其次是X₄₃、X₃₁、每万人拥有公交车和出租车辆数X₄₈以及人均GDP X₂₁。（5）外部环境驱动方面,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能力两个要素对陕西绿色增长的贡献度最大,其次是贸易水平、市场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和人口密度。据此,从构建多元化能源结构体系、完善绿色增长相关政策制度、优化外部环境条件等五方面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