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一体化中行政区划手段和非行政区划手段研究

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省内以长沙为核心包括株洲、湘潭的一个典型的城市群，它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绩，但矛盾和问题也有不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行政区经济”运行下区域发展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本文在行政区经济还将长期存在的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从发挥其正面效应．削弱其负面效应着手．针对长株潭一体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用行政区划手段和非行政区划手段来进行协调。并提出一系列解决问题措施和设想。     

浅谈环保行政执法证据的收集、制作

在环境案件调查处理过程中,证据具有重要作用.收集、制作有效的执法证据是环保部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基础.只有掌握充分确凿的证据,才能保证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也才能正确适用法律,避免出现行政复议变更或行政诉讼败论情况的发生.在此,根据环境案件的执法的特征和特点阐述了收集、制作证据的方法和要求.     

面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策略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少，水资源利用的低效和浪费以及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渐趋发展的形势下，要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就必须突破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不合理框架，更多地使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价格机制。市场模式和管理体制。     

城市环境规划的公定力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行政行为作为国家机关公法行为的内在属性,城市环境规定作为环境规划部门的一种行政行为,当然应该具有公定力。文章重点分析了城市环境规划公定力存在的社会基础:规划瑕疵的不可避免性、规划纠纷的客观必然性和纠纷解决的非合意性;理论基础:"秩序需求说"和城市环境规划公定力对规划相对人、对规划主体及其他行政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的要求。     

我国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研究

本研究针对环境管理体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运用制度经济学与组织理论的决策、咨询、执行与监督机制的基本分析框架,分析了现行的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运行状况,回顾总结评估了2008年环保机构改革,在分析总结地方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践与借鉴它国经验的基础上,本研究设计出我国生物多样性改革体制改革的四个方案,力图为未来政府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与公众的合作机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最新修改增加了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规定。从此前试点情况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案件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占比最大,加之"生态文明"入宪,此类案件在今后一段时间依然会是行政公益诉讼的重点。制度虽已建立但落实千头万绪,检察机关面临诸多困境。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构建"全民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框架下,基于此类诉讼的公益性,寻找公众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合作空间,可以实现多赢。     

浅议加强安全生产执法队伍建设

为了充分发挥安全生产执法队伍的作用,规范执法行为,依法履职,端正执法形象,必须加强安全生产执法队伍建设,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保障执法的公平、正义,提高安全生产执法队伍管理水平。本文对安全生产执法队伍把好人员进入关、完善机构、建章立制等加强基础建设,探索和转变执法方式等方面进行探讨,论述加强安全生产执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具体作法。     

行政办公室内PBDEs污染特征及人体暴露量

为研究普通行政办公场所内多溴联苯醚(PBDEs)的污染现状、同类物分布特征及办公人群吸入暴露量,于2013年3月~8月期间在杭州市行政办公场所采集20个空气样品,用GC-ECD分析样品中14种PBDEs同类物.结果发现:杭州市办公场所空气中PBDEs总平均浓度达9.57×102pg/m3,与欧洲国家相比处于较高污染水平,其中BDE-209是主要污染成分,占总含量的57.4%,说明杭州市办公场所PBDEs的主要工业品来源是十溴联苯醚.与家庭住宅空气样品对照发现,办公场所PBDEs平均浓度是家庭住宅的1.26倍,并且这一浓度差异主要体现在BDE-209单体上.办公场所各采样点同类物气固相对百分含量在50.0%左右,说明空气中PBDEs一半以气态形式存在,一半则吸附在空气颗粒物中,这可能是PBDEs气固分配还未平衡所致.此外,杭州市普通行政办公人群BDE-99的总摄入量为2.03′102pg/(kg×d),比国际标准BDE-99每日允许摄入量低21.7%.     

关于构建企业环境守法引导机制框架的思考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减慢,部分企业资金缩紧,难免出现逃避监管、偷排漏排等现象。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转变对企业的传统监管模式,从单纯的行政执法向行政执法与守法激励相结合模式转变,建立企业环境守法引导机制,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企业自觉调整结构,创新技术,发展绿色产业,从而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本研究基于环境规制、利益相关者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理论基础,提出构建企业环境守法引导机制的基本框架由行政监管、经济激励、企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等四个方面构成,并分析目前我国企业环境守法引导机制建设存在不完善问题,建议从完善行政监管执法机制、健全经济激励政策、加强企业环保意识培养、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间接和直接引导企业环境守法。     

“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政手段评估

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中,目标责任制和淘汰落后产能这两项行政手段具有核心地位。充分认识其作用机制,阐述其优势与不足,对于中国碳减排政策的优化设计意义深远。本文遵循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原则和方法,以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为基础,评估了这两项政策的作用机制、政策有效性以及存在的问题。结果显示:目标责任制和淘汰落后产能这两项行政手段具有高度的有效性。这些行政手段顺应了中国的各项体制机制,确保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具体来看,节能降碳目标责任制通过明确地方政府作为节能降碳政策执行主体的责任,改变了原有的官员激励体系,强化了政府对既有政策的执行,还促进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各项节能降碳制度的形成。淘汰落后产能以目标责任考核为基础,结合各种激励政策,在节能降碳、化解产能过剩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应。尽管行政手段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作用非常有效,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传递机制难以真正内化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节能降碳工作的自发性力量。此外,由于节能降碳目标的层层分解,县级及以下政府承担了与其行政管理权限并不匹配的责任。在压力体制下,过剩产能的市场退出障碍和地方政府、企业产能扩张的冲动依然存在。未来应结合行政和市场手段的优缺点,综合施策,促进温室气体减排长效机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