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规合一”的空间管治分区体系构建

本文首先从多规空间分区存在的差异分析入手,重点分析技术方法与编制思路差异、空间边界与管制手段差异。其次,对"多规合一"实践中的空间矛盾解决途径进行梳理,包括空间图斑差异协调模式、机构改革和规划事权改革模式、构建新的空间管制体系模式,总结存在的困难与障碍。最后,抛开部门之争和体制障碍,不局限于技术手段衔接,践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规划,探索提出一套具有可推广、复制特征的"三条底线(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城市开发边界)+三大空间(城镇、农业、生态)+八大空间管治区"县域空间管治分区体系,配合空间管治规则的融合与创新及部门空间事权的分离与引导,达到用途管制的目的。     

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下的环境治理机制

面对现代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治理需要以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行政与司法的长期稳定、系统有效运作,而风险管理需要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对风险有及时认知和科学评估,两方面都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支撑。现代环境行政法首先强化了直接行政监管,不断加强对私权干涉的程度,而且扩展了现代环境规划制度,还创新了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同时针对现代环境问题的源头:经济上的外部性,针对性采取多种经济手段。此外在风险沟通和信息公开以及加强程序性权利上,公众参与制度进一步得到细化。这些环境治理行政手段既继承了国家传统行政机制,又都基于法治国家与风险管理理念予以补充,以更有效地、针对性地实现现代环境保护。     

长江流域水生态保护利益补偿的法律调控

当前长江流域水生态补偿实践主要以水质、水量和水能三类可量化的流域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形态出现,是"流域生态效益补偿"模式,其目标利益是流域整体生态保护效益,通过政策或区域政府间的协议、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完成政府、行政区域单元之间的利益传送,其实质是一种行政治理措施、是基于权力的利益矫正,并没有将该补偿资金精确对应到真正的利益供应主体或受害主体,也就没有完成利益归宿的最终分配。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利益补偿应当在效益补偿的基础上发展"生态保护产权利益补偿"模式,使生态保护利益从生态效益的结果行为端向原因行为端传递;产权主体特定性的识别,产权利益行为(增益或损益)与流域生态效益的连接,以及涉水产权法定即利益法定是构建长江流域产权利益补偿的法律要素。     

公路交通伤亡和行政决策之间关系研究

根据1980年至今的交通伤亡统计资料,笔者对我国公路交通事故现状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指出了事故内容统计方法的不足。根据公路交通存在着多部门管理、多部门分配利益,没有部门承担路难责任的问题,提出了业主、司机、警察和法院的职责和关系,把利益和责任联系起来。笔者认为,政府的行政决策非常重要,同时对政府处理路难态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对按不同路型不同决策提出建议,对用科技手段解决路难问题提出了加强平等竞争的呼吁。     

水行政执法中违法建筑的探究与化解路径

强化水行政执法制度建设,推进河道违建专项整治旨在恢复水生态环境、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河道违法建筑作为一种“顽疾”,破坏水生态环境、影响防洪排涝,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通过完善涉水法律法规,以河长办与政府部门协调联动执法为主,提升水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与加大法治教育宣传力度为辅,确立司法强制为保障的多元方式,妥善地处理违法建筑,恢复和保护水生态环境。     

风电场水土流失防治法律制度的失灵与矫正

可再生能源的法制保障和法治水平关系其持续健康发展。风力发电（以下简称风电）虽然提供了可再生能源,但在建设时期容易造成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等生态环境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宣示了保护环境的立法目的,但缺乏配套的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侧重能源开发利用,但缺乏环境规制治理保障能源安全的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颁布实施的时间较早,防治水土流失的相关法律制度已不适应风能的开发利用。本文通过典型案例,发现风电场环境治理存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治理低效化、水土保持设施“三同时”制度法律监管不足、水土保持与环境影响评价“并联审批”设计缺陷等法律制度失灵症状,大量水土流失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尚未得到法律救济,为此提出了防治水土流失的法律矫正措施。     

公众参与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1—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区域环境污染指标以衡量区域环境治理绩效,进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三种公众环境参与方式(即投诉上访、献言建策和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期为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出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对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影响最大。同时,我国公众主要是通过参与并监督政府环境行政规制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在参与地方政府环境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驱动地方政府环保资金投入方面尚有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三点建议:创建公众环境参与政法平台,健全公众环境参与自媒体方式,增加环境治理的环保投资。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以美、印经验为借鉴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建立在我国具有理论上的依据,但是具体的构建尚需要借鉴成熟经验.本文介绍了世界公益诉讼的典范--美国环境的公民诉讼和具有巨大创造性的印度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这两个国家在环境公益诉讼上的经验,给我国建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借鉴.     

环保约谈对政策执行“中梗阻”的疏通机制研究:以临沂市为例

"约谈"是一种政策执行的新机制,旨在通过告诫谈话、指出相关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来疏通政策执行的"中梗阻"。与一般"硬性"的法律行为不同,约谈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是政府的"柔性"行政行为,以行政级别较高的"条"对行政级别较低的"块"进行诫勉和警示为主。本文以《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为参照,阐释了环保约谈的内涵、优势、适用条件以及结构与流程,并以环保约谈后临沂市的治霾行动为案例,分析了环保约谈的作用机制,即通过增强上级环境部门的行政权威、弱化同级政府的非法干预,调整政绩考核的激励结构、重塑政府的责任体系,增强社会认同、塑造政策执行的良好环境等方式疏通了政策执行的"中梗阻",使环保政策得到有效落实。最后,本文在肯定环保约谈积极效果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在法律依据、科学与民主决策机制、激励性制度设计以及不同制度间的衔接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美国TRI制度对中国PRTR制度实施的启示

美国有毒物质释放清单(TRI)制度作为最早建立的PRTR制度,不仅完成了公开污染物释放与转移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的目标,还促进了污染物的减排和废物管理方式的改变.分析了美国TRI制度实施的经验,从行政手段推动、逐步扩展PRTR制度内容、信息深入公开与方便利用、加强交流与合作、争取学术界支持、广泛宣传PRTR制度等几方面提出中国PRTR制度实施的意见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