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orptive removal of an acid dye by lignocellulosic waste biomass activated carbon: equilibrium and kinetic studies

Chemically prepared activated carbon material derived from palm flower was used as adsorbent for removal of Amido Black dye in aqueous solution. Batch adsorption studies were performed for the removal of Amido Black 10B (AB10B), a di-azo acid dye from aqueous solutions by varying the parameters like initial solution pH, adsorbent dosage, initial dye concentration and temperature with three different particle sizes such as 100 μm, 600 μm and 1000 μm. The zero point charge was pH 2.5 and the maximum adsorption occurred at the pH 2.3. Experimental data were analyzed by model equations such as Langmuir, Freundlich and Temkin isotherms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Freundlich isotherm model best fitted the adsorption data and the Freundlich constants varied from (K_F) 1.214, 1.077 and 0.884 for the three mesh sizes.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such as ΔG, ΔH and ΔS were also calculated for the adsorption processes and found that the adsorption process is feasible and it was the endothermic reaction. Adsorption kinetics was determined using pseudo first-order, pseudo second-order rate equations and also Elovich model and intraparticle diffusion models. The results clearly showed that the adsorption of AB10B onto lignocellulosic waste biomass from palm flower (LCBPF) followed pseudo second-order model, and the pseudo second-order rate constants varied from 0.059 to 0.006 (g mg⁻¹ min) by varying initial adsorbate concentration from 25 mg L⁻¹ to 100 mg L⁻¹. Analysis of the adsorption data confirmed that the adsorption process not only followed intraparticle diffusion but also by the film diffusion mechanism.     

论碳关税的福利效应

哥本哈根会议上碳关税引发热议,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讨论的焦点.本文从碳关税的内涵出发,梳理了有关碳关税问题的已有研究,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局部均衡模型,对征收碳关税情况下进口国、出口国的福利以及全球福利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进口国征收碳关税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减低出口国的福利水平,但福利变化程度取决于进口国国内碳税、出口国是否征税国内碳税、进出口国国内碳密集度水平等情况.进一步.由于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公共品,用全球福利最大化代替进口国福利最大的约束条件,探讨了最优碳关税的确定方法,认为最优碳关税取决于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值,由出口国国内碳税与外部性的差异与进口国国内碳税与外部性差异的比值来决定.温室气体减排是国际贸易面临的新问题,碳关税仅仅拉开了以气候变化之名进行国际贸易保护的序幕,如何有效地将国际气候变化规则纳入国际贸易利益的维护中是我们未来面临的重要课题.     

北京现代都市低碳农业的前景与策略

现代都市发展低碳农业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国家宏观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低碳农业的定义、特征进行了初步阐述,认为低碳农业是通过技术改进和制度创新建立起来的一种低投、高产、低(负)碳、生态的现代农业,具有系统开放性、技术集成性、生命周期性、过程安全性四个特征.利用碳汇/源平衡方法分析北京农业现状,结果表明:目前北京农业领域的碳源与汇分别为10-20 TgCO2eq·a-1和10.23-14.16 TgCO2eq·a-1,碳源基本稳定,碳汇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根据北京市生态特点和未来农业的定位,发展低碳农业,在技术层面上,可以加强与种植相关的土壤碳汇建设,与养殖相关的减排和其他减排技术;在制度层面上,建立农业布局调整机制,大力发展清洁生产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农业准入机制和综合调节机制.预测北京低碳农业的前景,初步估算未来北京农业的碳汇潜力可以达到20-30 TgCO2eq·a-1,直接的碳源可以减少到4-5 TgCO2eq·a-1.通过发展低碳农业,不仅可以抵消农业碳源,还能抵消6%-10%总温室气体,真正起到净碳汇功能.     

中国碳排放强度与煤炭消耗的冲击效应分析

受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煤炭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支柱,一方面推动着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对中国节能减排、降低碳排放强度提出了挑战,因而准确认识碳排放强度与煤炭消耗之间的交互冲击作用机理,为挖掘碳减排路径提供了科学依据.本文选取1990 - 2008年间中国碳排放强度与煤炭消耗指标,采用EG协整检验证明碳排放强度与煤炭消耗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并以此建立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考察碳排放强度与煤炭消耗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特征.冲击响应分析结果表明:(1)煤炭消耗比重的变化对碳排放强度的冲击影晌具有一定滞后性和波动性,但冲击作用长期持久;(2)碳排放强度对煤炭消耗比重的冲击影响在短期内较剧烈,但长期冲击影响不明显;(3)煤炭消耗比重的降低在长期内会促使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因而可以通过降低煤炭消耗比重来达到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目的.最后,从结构性降低、产业传导性降低以及技术性降低等角度,提出减少煤炭消耗、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相关对策措施.     

清洁发展机制与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构建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创设的实现全球碳减排目标的三大灵活机制之一,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在我国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对我国参与国际碳市场和构建国内碳市场带来了风险与障碍.针对于此,本文对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类型、数量、注册、签发等情况进行对比,发现我国虽然项目众多,但发展极不平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法律保障机制缺失,项目减排潜力发挥不充分,缺乏对转让技术的科学评估等.然后,通过介绍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在2012年“后京都时期”的发展趋势,揭示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所承担的项目投资减少、成本增加等市场风险以及“碳泄漏”等环境风险.针对上述问题和风险,本文提出以现有清洁发展机制经验为基础构建中国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本思路,即建立以排放交易法律体系为基础,以自愿碳交易市场构建为起点,以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为保障的中国碳排放交易机制.     

企业内部碳交易市场探析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加剧,企业逐渐认识到将气候变化问题上升到企业战略高度的重要性.在企业的生产运营过程中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目前企业自主减排的动力不足,这不仅需要外部激励,更需要企业具有内生性动力.而只有依靠企业运行机制的修整和改良才能在根本上激励企业减排的自发性.企业内部碳交易市场的构建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它将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基于“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理念,建立企业内部碳交易市场,在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权的重新分配和交易.它具体包括三个互为联系的子市场,即碳信用市场、碳项目市场和现碳交易市场,各子市场的良好运作也需要三重保障,即减排基金的合理构建、产权的明晰和监督机制的完善.通过构建内部碳交易市场,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权在企业内部的市场化运作,提高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保障企业抓住气候变化带来的战略机遇,规避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的碳排放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正自相关性,碳排放量最高的省份多处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如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广东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而次之的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中部的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西南地区;我国各省份的碳排放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的空间集群效应,如环渤海地区就表现出高碳排放的空间集群效应,而西部地区的西藏、新疆、甘肃、青海却表现出低碳排放的空间集群效应.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呈现出正相关关系,高碳排放的地区多处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而低碳排放的地区多处于经济落后的内陆地区;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依赖性较强,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约为0.8左右,说明在未来的短时间内很难实行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     

城镇居民生活能耗与碳排放动态特征分析

居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越来越不容忽视,开展这方面研究对于促进居民可持续消费、寻找新的节能减排途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考察量化1999-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生活直接、间接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连续变化的基础上,探究了这段时期生活能耗与碳排放的动态变化特征,并分析其潜在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结论包括:1999-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总能耗和碳排总量都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其中间接能耗与碳排始终大于直接能耗与碳排,但二者的差异正在逐年缩小;对于人均直接能耗与碳排来说,二者总量都呈逐年增加趋势,其中电力和煤炭是最主要的直接能源消费品种,也是最主要的碳排来源;对于人均间接能耗与碳排来说,虽然居民生活消费开支逐年递增,但由于各类消费项的单位产值能源强度在逐年下降,因此总的间接能耗与碳排并没呈现出一定的递增或递减趋势,而是出现波动性变化.其中"食品"、"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居住"3项是居民生活间接能耗与碳排的主要来源;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是居民生活碳排变化的主要影晌因子.研究结论为引导可持续的家庭消费模式和节能减排措施的制定提供管理启示与科学依据.     

中国人口结构对碳排放量影响研究

从人口结构角度探讨碳排放问题,有利于正确判断和把握影响碳排放量的人口因素,有的放矢地制定碳减排政策,应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我国1995-2007年碳排放量、人口总数、人口的城市化率、老龄化率和反映人口消费结构的恩格尔系数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比重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多元回归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对我国人口结构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①1995-2007年间,人口结构中的人口城市化率、人口的消费结构、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比重对碳排放量均存在正向影响,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在模型中却表现为负效应;②相对于人口规模,人口的结构特征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人口的城市化率对碳排放量的正向影响最大,说明中国的碳排放量与城市化的进程存在着密切关系;③人口的老龄化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具有负效应,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对长期碳排放有抑制作用,所以在未来实现碳减排会逐渐成为可能.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探讨了未来我国的碳减排策略,以期能有效地控制人口因素对我国碳排放增长的影响.     

中国省际碳排放极化格局研究

温室气体减排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由于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差异,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碳减排的潜力也各不同.文章在计算中国雀际碳排放的基础上,运用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的方法,刻画了1990年到2007年中国省际碳排放时空分布格局和聚集程度,有利于设立合理的长期减排目标和战略,实现碳排放空间的公平分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研究表明,碳总量和碳强度都呈现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在局部空间上出现了高值的聚集现象.碳强度的极化现象比碳总量更加严重.文章最后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碳排放聚集等,因地制宜地提出了碳排放区划方案.区划结果显示出资源丰裕程度与碳强度的关系,有利于实施差异化的减排战略,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