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中国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市场交易和政府命令一直被作为环境治理的两种有效方式,而交易成本的高昂和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促使人们寻找除这两种方式外的其他方式.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管理自然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关键变量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维度的梳理基础上,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分析社会资本、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环境治理中的机理与影响,以期对我国开展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机制研究提供政策支持和理论借鉴.结果表明: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能力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社会分歧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并未对环境治理绩效产生较大影响.通过交互效应分析得到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即随着社会分歧的扩大(缩小),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减弱(增强);随着社会能力的增强(减弱),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增强(减弱).     

The Challenge of Bridging Science and Policy in the Baltic Sea Eutrophication Governance in Finland: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views of scientists on intricac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at affect science–policy interface in the Baltic Sea eutrophication governance in Finland.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se intricacie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1) uncertainty of knowledge concerning ecological processes, (2) heterogeneity of knowledge, (3) societal and political call for (certain) knowledge, (4) contingency of the knowledge that ends up taken as a baseline for decision making and further research, and (5) linkag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communication to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societies. By explicating these aspects,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ways in which scientific knowledge concerning eutrophication is human-bound and susceptible to interpretation, thus adding on to the uncertainty of the Baltic Sea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aim is, then, to open up perspectives on how ambiguities related to science–policy interface could be coped with.     

雾霾污染的城市间动态关联及其成因研究

面对严重的雾霾天气以及雾霾污染边界不断扩张的严峻挑战,加快创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体系以形成跨区域协同治污合力势在必行。本文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中游等五大地区96个城市2015年的空气质量指数(AQI)以及PM_(2.5)、PM_(10)、SO_2、CO、NO_2、O~3等6种分项污染物的逐日数据,从时间序列数据"预测能力"的视角,在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识别雾霾污染的城市间动态交互影响效应,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二次指派程序从分项污染物视角考察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关键诱因,并利用双变量Moran指数揭示雾霾污染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城市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普遍的动态关联关系且呈现出联系紧密、稳定性强、带有明显特征的多线程复杂网络结构形态。不论在地区内部还是在全部样本城市当中,均不存在孤立的城市节点,这意味着面对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独善其身,均受到来自地区内部和地区以外其他城市以及它们构成的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在六种分项污染物中,PM_(2.5)的空间关联是导致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最主要诱因。城市雾霾污染与其影响因素尤其是城市人口密度、投资强度、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基于上述结论,中国应当加快构建以防控PM_(2.5)为重点的跨区域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并将其融入城市群发展战略以及区域发展战略之中,最终实现包含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在内的全方位的区域协同发展。     

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的演化博弈分析

新常态下,我国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农村水环境也存在着"边治理、边污染"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问题,究其根源是缺乏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内生机制,在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的同时,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却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冲突,因而厘清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主体博弈关系有助于突破此现实困境,形成良好的行动机制。本文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博弈主体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系统演化具有多重复杂情景,在良好的演化情景下,只要农户参与治理的意愿高,地方政府最终将趋向于引导行动,企业也相应选择净化策略,三方实现共同治理,农村水环境质量将得到显著改善;相反地,在不良演化情景下,即使农户愿意参与治理、或企业愿意采取净化策略,都无法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系统中其他主体的响应,系统将锁定于不良状态,最终造成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地悲剧";在一般情景下,通过调节各方策略的参数值,发现只要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起来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引导和扶持策略保障农户从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中获得切实利益,可使系统跳出不良状态,形成三方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实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只要政府和企业联合行动以切实保障农户的利益,就有利于促进农村水环境质量提升。据此提出促进三方共同参与、保障农户利益的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对策建议。     

水权市场研究述评与中国特色水权市场研究展望

水权水市场改革是我国水资源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我国水权市场尚未发育完成,水权交易还未成体系,更缺乏水权交易的制度体系和技术支撑。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有效运作的水权市场,需要具备产权明晰、计量监测技术支撑、监管制度完善等多方面的条件,同时也会受到交易成本、第三方效应、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从已有的水权交易模型来看,国内学者基本上是沿用了西方发展起来的水权交易模型,很少考虑中国国情因素。总体来看,国内水权水市场研究目前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缺陷。第一,在水权市场发展的规律研究方面,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和市场制度本身,对水权市场运作的内在机制认识不足;第二,在水权市场的国际经验借鉴方面,过于强调个别国家的"先进经验",对水权市场发展的教训和伴随的问题认识不足;第三,在水权交易和市场制度建设过程中,过于强调理想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模式,对国情条件的制约和中国特色的因素认识不足。当前亟需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系统探索中国国情因素对水权市场构建的影响,重点揭示中国特色的水权市场制度体系特征,提出中国情境下的水权交易模式、交易规则、水权监管制度以及与国情条件相适应的水价政策。通过理论集成和知识创新,增进对中国特色水权市场制度的理解,为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研究支撑。     

安全多方计算的应用研究

安全多方计算(SMC)在解决网络环境下进行合作时的信息安全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笔者首先介绍了安全多方计算的基本概念、密码学中相关基础知识,接着介绍和分析了安全多方计算的在电子选举、电子签名和门限签名等方面的基本应用;在该基础上,指出安全多方计算的新的应用方向,即在机械设计工程领域中的应用,如产品的异地设计和制造、敏捷和虚拟制造技术等;提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在保护隐私基础上合作的安全多方计算的热点问题。     

Climate adaptation in fragmented governance settings: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impact of dominant trend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ch as decentralisation and privatisation on complex collective challenges is insufficiently understood. This is relevant in settings where climate change impacts become manifest at local level, and where financing power resides at national level but decisions are made more locally in a fragmented institutional setting. This study assists in overcoming this gap by analysing how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i.e. a decentralised, privatised, fragmented setting) influences the capacity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s in a vulnerable area (the South Devon coast in the UK). There has been little action to address expected climate change impacts in this vulnerable stretch of coast. A lack of clarity around responsibility for addressing climate impacts and a lack of a deliberative structure between various actors involved, within a context of austerity, hampe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he findings question whether decentralised decision making is sufficient for addressing climate adaptation challenges.     

群链产业合作模式下“京津冀”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产业间的合作在不同区域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这会导致基于其建立的水资源合作联盟形式各异,进而会影响区域内合作水资源的整体收益。为优化"京津冀"区域内的水资源配置,本文基于产业合作的群链模式机理和模糊联盟博弈思想,提出了一种具有三阶段结构的"京津冀"区域水资源配置模式。在第一阶段,以满足"京津冀"区域居民生活用水需求并兼顾产业间的水资源配置公平为目标,通过构建水资源一次配置模型,进行区域内各用水主体间的一次配置;在第二阶段,针对"京津冀"区域内产业间合作的群链结构,分析产业间进行水资源模糊合作博弈可能出现的模糊联盟形式,进而构建出水资源二次配置模型以实现水资源收益(效率)最大化,二次配置模型采用"优先规则"建立各水资源合作模糊联盟的支付函数,将"京津冀"区域内所有产业用水主体在第一阶段配置中获得的水资源按一定比率配置到各联盟中;在第三阶段,考虑模糊联盟的稳定性,采用模糊shapley值法对第二阶段配置后各模糊联盟的收益分配给产业用水主体。本文运用算例对上述水资源配置模式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算例分析结果显示:(1)"京津冀"区域内各产业间合作关系为群链模式时,各产业通过形成多种形式的水资源合作模糊联盟,获得比其单独利用水资源时更高的用水收益;(2)京津冀区域内各产业的总体用水收益也高于各产业单独利用水资源时的总用水收益。即本研究中的水资源配置模式有效。因此,该水资源配置模式可为产业合作关系为群链模式的区域,在进行产业间水资源优化配置时提供决策参考。     

社会组织参与区域合作治理进化博弈模型

社会多元化与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促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应急响应的诉求与能力日益加强,驱动着政府职能变革和区域治理方式创新。区域合作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依据情景态势调整策略,影响其他主体的治理收益和策略选择,形成复杂的动态博弈关系。本文把握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动态博弈行为特征,确定区域合作治理的博弈支付矩阵与复制动态方程,构建区域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进化博弈模型。分析得出5个可能的均衡点,通过雅可比矩阵分析均衡点的稳定性,可知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进化博弈的长期稳定策略集为{(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模型结果分析表明,合作收益直接影响着博弈稳定策略的进化方向,收益大于成本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选择合作策略的必要条件,任一方的合作收益小于成本,选择独立行动是双方的占优策略,最终的策略选择与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所获取的超额收益、支付成本及合作水平密切相关。合作超额收益增加或合作水平提升时,博弈系统向(合作,合作)演化的概率加大;合作成本增加时,博弈系统向(不合作,不合作)演化的概率加大。制度规范不健全、组织信任缺失、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等因素影响进化均衡结果,社会组织创新发展氛围尚未形成、自组织性和自律性内生动力不足,是制约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提出社会组织参与区域合作治理的协调机制及培育机制,具体策略包括:明确权责关系、畅通参与渠道、创新合作形式,以及优化管理制度、让渡成长空间和树立社会公信。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注意力研究——基于30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2006—2015)文本分析

注意力代表着政府决策者对特定事务的关注,注意力的变化是政府决策选择变化的直接原因。环境治理注意力是环境治理进入议程设置,进而出台政策、实施治理的前提。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进行资源配置与精力投入的指挥棒,也是"政府将重视什么、哪些领域得到更多投入资源"的通知书和承诺书,它是政府注意力分配或者变化的重要载体。本文收集了30个省市地方政府自2006年到2015年共300份工作报告,通过文本分析方法,试图发现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注意力的变化规律。分析结果呈现:1从时间轴上看,地方政府对于生态环境的注意力强度逐渐增加;2从地域轴上看,东、中、西部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差距并不明显,相比而言,中部处于一个稍低的位次;3从生态环境的范畴看,具体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展,中央与地方对环境具体事务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注意力的变化与决策环境和中央宏观政策有重要相关关系。尽管在某些时间点,某些地域存在离散点,但总体而言,在中央政府强调经济发展需要与当地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将注意力大幅转向民生事务和生态环境。鉴于地方领导人任期以及注意力本身的"易变性",要保持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注意力的强度和持续性,1增加制度供给,使环境治理成为法治常项;2将环境治理在公共事务治理的排序中前置,将环境治理放在突出位置;3提升环境事件的信息强度,向地方政府传导积极的环境治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