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有限的资源不能支撑无限增加的人口，面对高速增长的人口，人们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认识。本文分析了人口增长与食物供给，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阐述了最大人口容量及经济最优人口计算需要考虑的因素和基本；提出我国必须坚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大连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思考

从水资源可用的战略高度，从生命之源-水入手，较详细地分析了大连地区水危急资源开发利用问题，从而，较全面地论述了大连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措施。     

我国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根据一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资料，初步分析了我国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现状，认为从总体上看，公众的环保意识水平偏低；公众的环境资源况颇具特色；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出现明显矛盾时，半数公众能够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大多数公众认为环境保护与个人有关，但对个人的努力信心不足；超过七成的公众表示愿意为环境保护支付一定费用，但对高收入阶层普遍寄予较高的期望；公众有一定的依法保护环境的心理基础，但法律知识又非常缺乏。     

生态足迹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生态制约

本文通过中国生态足迹的实证分析，讨论了生态系统资源供给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资源生态足迹是生态足迹的主要部分，反映了经济系统的资源消费，计算发现，1961-1999年中国资源生态足迹持续增长，从1961年的3.3亿hm^2年递增到1999年的16.8亿hm^2年平均增长率为4.4%，资源生态足迹的增长支持了同期的经济增长，但是，实证比较发展资源生态承载力大大低于资源生态足迹，这些实证结果表晨；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了资源消费持续增加，而另一方面，中国生态系统资源供给能力有限，不能支持当前的资源消费及其增长，由于自然资源是经济系统进行生产的特质基础，其供给不足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中国主要污染行业资源环境信息共享系统开发研究

利用Web-CIS技术可以完成全国各省及重点城市主要污染行业资源环境信息数据同空间信息数据相结合的Web发布，在Internet上实现了信的完全共享。该系统的建成必奖有助于公众了解当地主要污染行业的资源环境状况。为科研机构的研究工作提供数据支持，并对政府部门的一些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甘肃省旅游城市体系研究

运用主成分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根据《甘肃省城镇体系规划和城镇基础设施报告（2003）》，《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检查标准》。甘肃省旅游局2004年对国内游客的抽样调查数据（2004），以及对甘肃省主要城市基础设施、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28项指标进行的主成分——因子聚类分析综合评价结果，得出主要城市的体系与功能评价，初步探讨甘肃省旅游城市体系，根据结果初步得出，甘肃省旅游城市体系分为，国际旅游城市——敦煌，省内一级旅游中心城市——兰州，省内二级旅游中心城市以及省内三级旅游中心城市和地方旅游中心城镇，并为各个城市的城市旅游形象和城市旅游标识体系，旅游城市的发展方向等进行了概念性规划。     

科技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以河南为例

本文以河南为例，对科技资源的存量动态变化、配置效率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991．2002年。河南科技资源存在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但是。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却呈现出下降趋势。在这个期间。科技资源开发对河南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2．1％，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为了进一步发挥科技资源开发对河南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建议河南继续加快科技资源的积累；重点提高科技资源配置的效率；特别重视大幅度提高对R＆D的投入。     

广东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研究

基于广东省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资源利用之特点，利用熵权技术和线性加成技术建立了广东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评价体系，并对广东省1992～2002年期间土地利用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广东省土地资源利用状况从总体上看是趋好的，在经历了1992～1995年的弱可持续之后，目前已进入良性发展阶段，其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均处于良好发展势头．但资源和环境指标在2000年后呈明显下滑趋势。这应该引起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Institutions, Forest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 Experiences from India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sts have argued that there are many categories of institutions, including market and non-market institutions, which may prove economically efficient, specifically for public goods and common pool goods.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troduced a non-market community-based institution, known as Joint Forest Management (JFM), for forest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in 1990. JFM is a sharing mechanism for fores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sharing of rights and duties, control and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over forestlands, between forest departments and local user groups. By 2001, 42 000 Village Forest Committees established under JFM were managing over 11.5 million ha forestland. These institutions have proved very useful, and have contributed to forest management as well as four aspects of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SHD) – ecological output, income generation, villag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the long-term, community-based institutions will prove to be a foundation of SHD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