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准备

环境公益诉讼是经1981年马骧聪先生从美国等西方国家介绍引入中国,到2005年对该制度的介绍评价仍在继续。很多学者赞同我国引鉴美国公民诉讼制度用于环境公益诉讼。自1981至2005年,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主题的研究共有期刊论文80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40篇、会议交流论文12篇。在这些相关文作中,未见系统研究或专门研究环境公益诉讼的论文在法学权威刊物发表,也未见系统阐述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或环境公益诉讼的专门著作,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相关或有内容涉及的著作仅3部。这些作品讨论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原告资格、受案范围等重大问题和举证责任分配、诉讼费用负担、受诉法院、原告培养和原告激励、环境鉴定等细节问题。不可否认,我国学界、政界以及其他关心环境保护事业的人们为建立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做了有益的理论准备工作,但所做的理论准备却并不充分,表现为没有真正解决何谓环境公益这个基本认识问题,也即对何谓环境公益这个问题的回答模棱两可。正是因为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准备不充分,才有后来的制度建设实践中的一波三折。虽然人们对新《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倾注了无限的希望,但其中的"社会公共利益"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中的"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实则同类。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最近路线是仿照美国《清洁水法》等法律设置公民诉讼条款的方式,在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等单行环境法时添加支持环境公益诉讼的内容。     

基于碳普惠制的城市公共自行车个人碳减排量计算

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广东省作为中国七个碳交易试点之一,将碳交易的核心理念应用于促进居民生活减碳,首次提出碳普惠制创新。碳普惠制旨在将公众的低碳行为量化并予以激励,以此促进低碳生活实践,降低生活领域碳排放。本文以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为研究对象,借鉴CCER方法学,对公共自行车项目的个人减排量核算方法进行了设计,并参考文献统计数据举例说明个人减排量核算公式。公共自行车项目个人减排量核算的方法学设计中,减碳系数的计算考虑自行车可代替的所有出行方式,且在不同出行方式比例的统计中考虑出行距离的影响,设置随出行距离变化的减排系数,在减排量的计算中有效突出个人的减排贡献量。依据本方法学计算得到了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个人减排系数曲线及减排量核算公式。最后从数据收集的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以提高方法学的科学性及适用性。本方法学能客观评估城市公共自行车出行的个人碳减排量,为碳普惠制的实施提供量化方法学参考,同时填补了目前个人碳减排核算研究领域的空白。     

大数据技术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简述了环境监测信息化建设应用现状及问题;分析了大数据技术的特点及其在环境监测信息化中的优势。提出,基于"大数据"技术,可以建设环境监测大数据中心,突破传统关系型数据库局限性,运用大数据的核心技术,实现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技术的新突破,提升环境状况综合预警能力;应用大数据可视化技术,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提高人体健康风险评价能力;建立环保舆情分析云平台,提升公众服务能力。     

减灾民用产品开发的可行性研究——以地震安全图动态查询公共系统为例

以地震安全图实时制作与动态查询公共系统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为例,阐述了社会对“自然灾害与安全信息民用产品”的需求,以及它对提高减灾实效、推动灾害与信息科学发展水平的作用。同时介绍了海口市地震安全图实时制作与动态查询公共系统的功能、制作方法和社会用户群体的分析。     

公众参与流域水污染控制的机制研究

近期中国流域管理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水污染控制,公众参与是流域水环境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公众参与可以提升公众环境意识、动员多方力量来调和多重利益团体的矛盾、监督企业环境行为、克服政府单方决策的缺陷。但目前中国公众参与流域水污染控制状况并不十分理想,未能有效发挥上述公众参与的优势,极需建立合理的公众参与流域水污染控制机制。基于政府、公众、企业之间的互约‘关系,提出了成立流域水污染控制协调小组,组织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力量开展协商、引导支持公众参与流域水环境管理,逐步完善协调、监督、管理、激励的流域水污染控制的互约机制,动员全社会力量建立流域水环境管理的优化体制。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的借鉴:以加拿大国家公园改革为例

1994年,加拿大政府开始减少对国家公园的拨款,加拿大公园局相应进行一系列改革适应这一变化。表面看来,改革后的加拿大国家公园与中国自然保护区类似,其开支都由政府拨款和自身盈利共同承担。论文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极域管理工具分析加拿大公园局改革背景、过程和效果后指出:两国保护区管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加拿大是在行政管理成熟发展后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原有行政管理优势;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在保护区管理中形成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并缺少有效的法制体系和统一的行政机构规范保护区自我盈利行为,因此,必须十分谨慎地运用市场机制,以避免行政管理和市场管理两方面缺点结合,最终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与控制对策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为明确城市公共安全关键影响因素,解决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研究区域小、影响因素单一、评估方法主观性强、对策措施缺乏针对性等问题,基于风险评估基础理论和因子分析法,构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风险评估模型,并以武汉市为例进行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提出相应的风险控制对策。结果表明:构建的“灾害严重性-风险应对能力”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对因子分析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风险评估模型能够有效判别城市公共安全的关键影响因素;影响武汉市公共安全的4大关键影响因子为城市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事故灾害、环境影响和地质灾害及其防治;2010—2017年间武汉市公共安全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风险应对能力的提升对武汉市公共安全水平提升贡献较大。     

时间困境与社会舆论权威——环境管理的权威结构制衡研究

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已经使环境资源配置日益成为引发社会问题的主要变量之一.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的环境资源配置不合理引发的"公地悲剧"表现在时间轴上即为"时间困境".因为激励机制不足和成本过高等,靠市场机制的产权明晰和政府的强制管理并不能有效的解决环境资源配置的"时间困境".相反,在经济高速发展态势下,目标趋同的政府和企业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联合,造成现行环境管理权威结构的失衡.由公众自发形成的社会舆论在合法性前提下,有着解除"时间困境"的内在动因和成本优势,可以发展成为环境资源配置过程的有力的监督要素.要实现环境管理权威结构的内在制衡,还需要从公众内在自觉、外在制度,以及知识协助等三方面对内外环境进行创设.     

城市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研究方法与案例

围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方案的有效性,以城市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为例,从城市规划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特点出发,综合运用自上而下的分析手段和利益相关者研究方法,建立了城市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开展公众调查的研究框架,将社会学调查方法有机地纳入规划环境影响评估方法学体系.以大连市城市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为案例,讨论该研究框架在实践中的应用.     

太原公共场所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暴露特征

采用苏玛罐采样,预浓缩Entech 7100-Agilent 7890A GC/5975C MSD联用系统分析,分析太原市5个居民休闲公共场所非周末与周末时段空气中VOCs(挥发性有机物)的暴露特征. 结果表明:全部样品中51种VOCs均有检出,总平均暴露水平为94.83 μg/m3,ρ(烷烃)、ρ(芳香烃)和ρ(烯烃)最高,三者分别占ρ(总VOCs)的47.27%、43.40%和9.33%. 苯暴露水平为5.22 μg/m3,是欧盟规定的环境空气中ρ(苯)年均值的1.04倍. VOCs暴露水平在儿童公园(为151.39 μg/m3)最高,在龙潭公园 (64.55 μg/m3)最低. 这可能与儿童公园位于太原市最大商业区且周围建筑密集污染物不易扩散,而龙潭公园周围地势开阔污染物易扩散有关. 儿童公园周末时段VOCs的暴露水平明显大于非周末时段,反映了人为活动对环境空气中VOCs的影响. 太原市公共场所非周末与周末时段的VOCs非致癌风险系数较低;周末时段空气中苯对人体的致癌风险(8.44×10-7)是非周末时段(3.39×10-7)的2.49倍,但均未超过苯的人体致癌风险值(1.0×10-6). 来源分析显示,燃煤和机动车尾气排放是太原市公共场所空气中VOCs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