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网络可达性测度及经济潜力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高速铁路的开通给沿线城市的建设带来了重大影响。基于可达性测度以及修正的经济潜力模型,利用GIS对安徽省高铁可达性以及经济潜力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1)高铁开通后安徽省可达性显著提高,但总体格局保持不变,呈现出以合肥为中心,淮南、芜湖等地为副中心的"多核心"模式。池州、铜陵两城市可达性上升幅度最大,黄山紧随其后,芜湖、滁州变化最小。高铁开通后,滁州可达性排名下降5名,下降幅度最大,合肥、淮南、黄山最为稳定,其他城市均有小幅变化。(2)可达性的提升对城市经济潜力造成了一定影响,总体呈现出以合肥为中心的外围扩展模式。池州、铜陵经济潜力增长最为显著,黄山位列第3,可达性的提升直接影响了池州、铜陵、黄山三市的经济发展。高铁开通后,合肥、芜湖经济潜力排名始终位于前二,传统经济中心地位不变。马鞍山排名上升4名,幅度最大,池州、黄山两市处于末端,经济潜力仍然较为薄弱。(3)高铁开通后,时空收敛效应明显,可达性的提升令城市经济潜力增长显著,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可达性与经济潜力呈现不完全契合关系。     

1961~2015年西南地区降水及洪涝指数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西南地区98个气象站连续完整的日降水序列数据,整合降水强度、持续性指数及等级指数形成降水指数体系并研究该区域降水及洪涝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 1961~2015年,西南地区年降水量（PRCPTOT）与极端降水量（R95PTOT）都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分布形态;持续降水日数（CWD）则表现为“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区域多年平 均PRCPTOT、R95PTOT、CWD分别以-13.12 mm/10 a、1.34 mm/10 a、-0.29 d/10 a的速率变化。（2）西南地区不同等级降水日数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均呈现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形态。（3）西南地区洪涝强度指数呈由东北向西南递减的分布特征;降水总量越多的地区,洪涝强度反而越低,主要由于单站洪涝强度表征的是降水的波动情况,降水量越多波动越不明显。21世纪以来,该 地区洪涝等级以重级为主,2010年以来连续多年出现特重级洪涝。此外,洪涝强度越大,区域性年度灾害等级越高。该研究对于掌握西南地区极端气候变化规律,从而服务于防灾减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省份为例

高效能源利用是推动工业发展,进而促使城镇格局演化的重要催化剂,同时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对工业能源的消费结构和利用效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必将影响到低碳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生态责任目标的实现。选取2003—201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对城镇化率、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能源工业投资、工业总产值、城市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等影响工业能源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研究城镇化率和工业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和相应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明显优于云南、贵州等中西部地区。云南和贵州2012年的城镇化率远远低于2003年上海、浙江的城镇化率,显示出长江上游和下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水平差距。(2)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存在两个结构变化点,分别为36.9%和48.3%。(3)在第一个门槛点前,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起抑制作用,前期城镇化的发展导致资源和人口的集聚效应明显,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得到提升,从而抑制工业能源消费。在越过第二个门槛点后,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起正向作用,此时工业的发展和生活消费水准的提升对能源消费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最后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和工业低碳化的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加快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份联动发展,缩小城镇化发展差异;针对城镇化率和工业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采取相应的措施引导和控制工业能源消费的变化趋势;协调城镇化进程和地区工业能源消耗,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中国FDI环境效应的再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随着康菲石油渤海漏油事故、江苏启东王子造纸排污和阿玛尼污染投诉等涉外污染事件报道频出,学术界对于FDI涌入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表现出一定担忧。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整体层面的FDI环境效应检验,而对其区域差异及原因产生机制的系统探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从理论判断和命题推演出发,利用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构建普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流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即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环境质量,但不同地区FDI的环境效应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具有显著的"污染光环"效应,且前者强于后者,而沿边地区FDI具有不明显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造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系统考察了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4种主要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越明显,而适度的环境规制才更有利于FDI环境技术溢出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如既往地积极引进并监督FDI;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认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取差异化的引资政策。     

西安市2013年PM_(2.5)浓度变化分析研究

全面分析2013年西安市13个国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子站PM2.5监测数据。结果表明:2013年西安市环境空气中PM2.5年均值为105μg/m3,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要求(35μg/m3)200.0%,污染较严重;西安市各子站PM2.5月均值总体呈两边高、中间低的"V"型趋势,全市及各子站PM2.5月均值分别为44~206、32~275μg/m3;采暖期(上半年采暖期为1—3月,下半年采暖期为11—12月)、非采暖期(4—10月)PM2.5平均值分别为156、70μg/m3;上、下半年采暖期PM2.5平均值分别为178、124μg/m3;西安市气象风力以微风为主,雨天集中在5—9月,期间PM2.5月均值小于80μg/m3。     

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地域差异分析

将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系数作为衡量区域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变量指标,运用变异系数和离差分析方法对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进行类型划分,可划分为强响应区、中等响应区、弱响应区三种类型区;运用广义脉冲响应法对三种类型区分别进行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相关性的动态研究,探讨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时至差异性。     

甘肃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与区域差异分析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已成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定量评价的主要方法,也是目前循环经济研究领域定量研究的热点之一。构建一套系统科学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以改善农业环境,杜绝资源浪费,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依据循环经济发展的“4R”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了甘肃省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加权函数法对甘肃省及其14个地州市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分析,提出了甘肃省及其各区域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建议。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差异变动实证分析

区域创新能力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实力的关键,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背景下,各省市越来越注重区域创新能力的建设。区域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差异在不断变化,差异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区域创新能力的差异性及随时间的波动性对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衡量区域创新能力,运用Theil系数模型测算了1990-2008年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的区域差异变动情况。结果发现:发明专利申请量区域差异变动呈现S型曲线;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区域差异变动呈现近似倒U型曲线;区间差异和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在总差异中占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缩小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区域分工与合作视角下区域产业同构问题及优化路径

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同构与异构取决于在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中生产要素的结构与流动特征,其特征量的相似性导致产业结构的同构,产业同构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具有合意性。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非合意性愈显突出。区域产业同构优化的本质动力在于生产要素结构及其流动特征量的变化,通过不同层级区域产业规划战略和区域间经济合作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与流动,以产业集群化之路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使区域产业结构朝着优化、持续方向发展。     

河南省旅游—经济发展类型及其开发战略

以河南省18个地市旅游与经济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典型相关模型探讨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一典型变量揭示旅游产业发展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第二典型变量显示旅游发展能够促进工业化、拉动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依据典型方程得分,划分为旅游与经济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一般地区等三种类型,并提出旅游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