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视角下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制度研究

矿产资源是重要的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扭曲的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机制导致矿产资源富集区不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本文在公平视角下对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的正负两种收益,在中央政府、资源使用地政府、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与采矿企业五个分享主体间形成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四个分享关系进行了梳理,发现矿产资源税费率过低导致采矿企业攫取了本应属于政府部门的收益;税费分享比例不科学导致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配的重心不断向中央政府上移;采矿企业逃避负外部成本攫取了本应属于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的收益;矿产资源价格偏低导致矿产资源开采收益由矿产资源开采地让渡给了矿产资源使用地。总体上看,中央政府、采矿企业与资源使用地政府获得的收益远超承担的成本,而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不仅没有在矿产资源开采中获得好处反而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成本。针对现行不公平的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机制,必须理顺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配关系,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理顺政府与企业间的收益分享关系;提高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税费分成比例,理顺中央和地方间的收益分配关系;深化矿产资源价格改革,理顺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与采矿企业、矿产资源使用地政府的关系;设立矿产资源开采地生态补偿基金,构建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与使用地政府的关系。     

基于二元水循环理论的水资源资产化管理框架构建

我国实行的是国家所有的水资源产权制度,在水资源的实际管理中存在多级代理和管理者短视行为等问题。水资源资产化管理作为解决管理者短视行为的重要措施引入到水资源管理中,然而由于相关理论的不足,相应措施沦为缺乏监督的政府间行为,并限制水资源资产市场机制的形成。本文考虑到水资源的多重功能,以及水资源资产与承担支撑社会经济功能的社会水循环通量的内涵一致性,将二元水循环理论引入水资源资产化管理的框架构建中去。本文根据资产的定义和水资源的功能界定了水资源资产的内涵,并发现其与社会水循环通量的重合,提出这部分水资源可以作为水资源资产进行管理,并总结了二元水循环耦合水资源资产化管理中的水资源资产界定、监管体系、用途管制以及产权界定方面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辨析了水资源资产管理与水资源管理的关系,认为水资源资产管理与传统的水资源管理组成水资源管理,水资源资产管理弥补了传统水资源管理上的不足。在分层管理上,提出传统水资源管理作用于宏观、中观管理,水资源资产管理作用于微观管理的机制。此外,根据二元水循环理论中的社会水循环过程,将其权属进行分解,并结合各部门的社会水循环机制对水资源资产化管理进行了设计。     

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市场导向的流域生态补偿措施是政府补偿机制下的对流域水资源进行生态补偿的重要措施,市场导向的补偿措施之一是构建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理论构架尚未建立。本文尝试通过借鉴碳排放交易体系来构建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探讨对中国现阶段以政府补偿为主要内容的流域生态补偿进行补充。本文在借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三阶段改革内容基础上,结合水污染排放特征,构建了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并通过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型,基于考察流域内上、下游排污企业进行水排污权交易的内在动因,从理论层面分析水排污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研究表明,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同样可采用"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其基本要素包括水污染排放上限、覆盖范围、配额分配方式、交易保障体系、法律基础等;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充,形成了"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市场机制有效补充"的协同模式;上游地区企业获得的生态补偿主要源于分配得到的水排污权,市场机制能够激励上游地区污染减排。最后,本文提出水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进:制定排污权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界定排放权的所有权和可交易性质;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定位仅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补充,决不能忽视政府补偿在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水排污权交易不局限于某个地区内部,而应该分流域建立水排污权交易,从而实现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需兼顾补偿与惩罚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激励污染减排。     

环境资源市场配置在浙江省的实践与探索

全面总结了浙江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理和市场配置环境资源试点的主要实践措施(包括创新构建总量管理和激励制度、全面构建市场配置环境资源制度、探索建立协同管理和交易机制和深入推进监管执法机制建设)和实施成效(包括市场倒逼污染减排、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市场拓宽融资渠道、提升环境管理水平和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提出了完善环境资源市场配置模式总体设想,为全面推进中国环境资源市场配置实践提供借鉴。     

正渗透技术在污水资源化中的研究进展

<正>渗透技术(FO)是一种以半透膜两侧溶液渗透压之差作为水分子跨膜驱动力的绿色膜分离技术。介绍了FO的原理及其对污染物的截留率较高、能耗小、膜寿命较长、不易发生膜污染且污染后的膜清洗更简单等优点。综述了FO在污水资源化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应用现状,分析了目前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完善基础理论、研发膜材料、回收驱动液等是未来FO的主要发展方向。     

含油浮渣制备含碳吸附剂并用于含油污水的处理

以含油浮渣为原料制备含碳吸附剂,并用于含油污水的处理。用比表面分析仪和SEM技术对吸附剂进行表征。通过正交实验和单因素实验考察吸附剂加入量、吸附时间及温度、污水pH对污水处理效果的影响。表征结果显示,含碳吸附剂碳元素含量高达90%(w)以上,表面粗糙,孔径分布以中孔为主,比表面积477.5 m2/g,碘吸附值376.48 mg/g。实验结果表明:在吸附温度30℃及时间60 min、含碳吸附剂加入量20 g/L、污水pH为7的最佳实验条件下,处理初始COD为502.12 mg/L、石油类质量浓度45.31 mg/L.的含油污水,COD和石油类的去除率分别为91.51%和87.1%,处理后的COD和石油类质量浓度分别为42.62 mg/L和5.83 mg/1,达到GB 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的二级排放标准;含碳吸附剂的污水处理效果优于术质活性炭。     

2000—2014年中国经济系统物质流核算与资源产出率研究

本文利用经济系统物质流分析框架核算了我国2000—2014年的主要物质流、资源产出率等指标。结果表明：① 2000—2014年本地采掘物质量、进口量和本地处置后排放均有较快增长。2011—2014年本地采掘中生物质采掘量逐年稳步增长,非金属矿石和化石燃料采掘量处于下降趋势。本地处置后排放中空气排放物贡献了绝大部分比例并逐年增长,水污染排放物逐年下降。② 2000—2014年人均资源的采掘、投入和消耗量均有大幅增长,2014年人均物质消耗量比2000年增长1倍以上。资源产出率和单位GDP本地采掘、投入物质量处于波动式增长趋势,本地采掘每吨物质所贡献的GDP已连续三年超过资源产出率。③ 2014年中国资源产出率约为欧盟28国平均水平的1/4。2010年我国省级资源产出率差异较大,小部分地区已超过欧盟同期水平,但仍有大部分地区的资源产出率较低,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生态文明产权制度的界定、分类及框架研究

生态文明产权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根基。生态文明产权制度可划分为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和气候资源产权制度三大类别。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包含水权、林权、矿权、渔权和能权,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包含排污权和生态权,气候资源产权制度包含碳排污权和碳汇。在大国责任的国际背景下,生态文明产权可用总量控制是硬性约束,必须以自然、环境和气候资源的产权总量控制为前提,确保全国总体生态水平在可预见的时间达到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有效地推进自然、环境和气候资源的初始产权界定,运用生态文明产权价格机制促进生态文明产权交易,并运用生态文明产权保护制度确保初始产权界定、产权交易机制和产权价格机制的顺利推进和开展。形成以产权总量控制为前提,以初始产权的界定和分配为基础,以产权交易机制为手段,以产权价格机制为核心,以产权保护制度为保障生态文明产权制度框架。     

氟化工“三废”的资源化利用

结合我国氟化工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了含氟"三废"产生情况及处置方法的最新研究进展,并通过实际工程案例进行论述。氟化工生产过程污染物主要有含氟废气及副产氯化氢、含氟高沸物及含氟污泥等。通过将氯化氢用于工业清洗及制备氯化钙、氯化铝等化学品能够合理消耗副产盐酸。焚烧处理含氟有机废气产生的氟化氢气体经水洗后副产氢氟酸。含氟高沸物通过精馏分离出高沸物组分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含氟污泥可制成建筑材料,最优工业化利用途径仍在积极研究中。     

What’s missing from Ostrom? Combining design principles with the theory of sociocultural viability

Since 1990, Elinor Ostrom’s design principles for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CPR) institutions have been highly influential, offering a counter to pessimistic arguments about resource users’ prospects of cooperating to manage CPRs sustainably.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Ostrom’s theory have been criticised: as unfairly negative towards macro-level interventions; as utilising an overly narrow conceptualis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under appreciative of the role of power. These criticisms are examined using insights drawn from the theory of sociocultural viability (cultural theory, for short), a theory of plural rationality related to context. Utilising the case of Faroese whaling, the research aim is to assess the extent that cultural theory ameliorates criticisms laid at Ostrom’s design principles. It finds that Ostrom’s research trajectory was reaching the limits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s ability to grasp rational behaviour and suggests the design principles may in effect be integrated with cultural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