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的演化博弈分析

新常态下,我国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农村水环境也存在着"边治理、边污染"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问题,究其根源是缺乏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内生机制,在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的同时,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却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冲突,因而厘清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主体博弈关系有助于突破此现实困境,形成良好的行动机制。本文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博弈主体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系统演化具有多重复杂情景,在良好的演化情景下,只要农户参与治理的意愿高,地方政府最终将趋向于引导行动,企业也相应选择净化策略,三方实现共同治理,农村水环境质量将得到显著改善;相反地,在不良演化情景下,即使农户愿意参与治理、或企业愿意采取净化策略,都无法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系统中其他主体的响应,系统将锁定于不良状态,最终造成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地悲剧";在一般情景下,通过调节各方策略的参数值,发现只要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起来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引导和扶持策略保障农户从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中获得切实利益,可使系统跳出不良状态,形成三方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实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只要政府和企业联合行动以切实保障农户的利益,就有利于促进农村水环境质量提升。据此提出促进三方共同参与、保障农户利益的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对策建议。     

试论重庆市农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重庆市是我国农村面积最广、农业比重最大和农业贫困人口最多的直辖市。维护好该市的农村生态环境，解决好农业发展问题，不仅对重庆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确保三峡工程的安全运行、促进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分析重庆市农业生产特点和农村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指出该市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与农业协调发展面I临的主要问题有：尖锐的人地矛盾；巨大的移民和脱贫压力；频繁的自然灾害。提出该市农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通过发展特色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把退耕还林与扶贫开发、自然保护区建设相结合，确保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将移民搬迁与地质灾害整治、库区周边湿地的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加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建设。     

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

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理论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来研究我国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适应策略和适应力,构建了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性分析框架,并以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工程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了安康搬迁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适应力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安康移民搬迁农户在搬迁之后采用了四种生计适应策略,即传统生计专业化型、非农专业化、补贴依赖型和多样化生计,这四种类型占全部搬迁农户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8.6%、34.3%、18.3%和18.8%。搬迁农户的适应力感知类型与搬迁类型、安置类型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尤其是搬迁农户收入等级类型与适应力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越是高收入户,越表示收入增加,搬迁后"稳得住、能致富"的情况则越好;而贫困户搬迁之后的生计适应、生计安全状况令人担忧。此外,搬迁农户不同的生计适应策略与其适应力感知也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总体上看,搬迁之后,非农专业化和传统生计专业化的农户收入减少的更少、表示收入增加的更多、适应力更好,而补贴依赖型、生计多样化型农户的适应状况要差一些。本文进一步采用MULTINOMINAL 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适应力感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方式、搬迁类型、搬迁农户所获得的扶贫项目数对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情况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搬迁农户也没有随着搬迁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其适应力;当地搬迁农户劳动力也存在一些闲置、土地林地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等。当地地方政府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移民搬迁方案和对移民搬迁农户的精准帮扶措施,发展后续产业,提高其适应力。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决策研究

推进农户应用清洁能源对于促进农村生态建设至关重要。本文将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视为是一个"外部情境因素-内部心理因素-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过程,基于环境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构建出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利用江西省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农户购买行为和使用行为两个维度,研究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情境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以农户感知为中介,进而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从众心理、行为便利性直接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生态价值观和感知因素在经济激励政策与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行为便利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有直接正向影响;相对于经济激励政策,农户自愿活动对提升农户生态价值观会更有效;在影响农户感知的四个情景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中,自愿活动对农户感知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经济激励政策,对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行为便利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要扩大清洁能源产品补贴的范围,加大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补贴力度,降低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成本;加强清洁能源知识、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提升农村居民的环境责任感,增强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完善农村清洁能源应用服务体系,提升农户应用清洁能源的易用性感知;充分发挥清洁能源示范村的辐射效应,增强农户应用清洁能源有用性感知;引导基层村干部、党员或环保意识强的农户率先应用清洁能源,在从众心理作用下,促使更多的农户应用清洁能源。     

基于生态健康的农地生态承载力评价

针对农地生态承载力缺乏统一的概念和计量模型等问题，提出基于生态系统健康的农地生态承载力概念。构建基于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建立生态承载力计量模型，给出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的确定方法。以淮安市为研究区域，建立了适合该区域的基于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和评价标准，并对淮安市1996—2004以及规划年的生态承载力水平进行评价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淮安市农地生态承载力水平仍处于健康状态且不断提高。其中，生态弹性水平一直维持在非常健康状态，人类活动潜力逐步由亚健康状态过渡到健康状态，资源承载力水平则不断下降。以后应加强对农地生态承载力各指标进行优化，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区域农地生态承载力压力，提高农地生态承载力水平。     

“控源-截污-资源化”模式处理面源污染

针对农村面源污染的时空范围广,不确定性大,成分、过程复杂,难以控制的特点,同时考虑废物资源化的问题,提出了"控污-截污-资源化(再利用)"CIR模式,包括三方面:通过改变不良用水习惯及耕作方式等从源头上控制污染排放;利用植物缓冲带、自然塘、沟渠湿地和表面流湿地等达到截污的目的;将畜禽养殖废水及生活黑水集中处理,产生沼气,变废为宝,于湿地内种植经济类水生植物,兼性塘内水产养殖,最终实现废物资源化(再利用)。经过将近一年半的运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整个模式不仅除污效率高,而且可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的价格机制及政策效应研究

为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解决今后谁来种粮、发展现代农业所衍生的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现象,有其现实背景和政策逻辑,并能在短期内带来农地规模经营的正向预期。但现实中,很多时候政府行为很难"合意"其政策目标,这使得探究政府行为对农地流转市场和经营行为的影响及其政策效应具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时代意义。基于此,本文依据全国11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调研数据和资料,对政府主导行为对流转市场的分割、价格机制的作用,承包户询价逻辑的激励及短期平均成本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构建Translog形式成本函数,对政府主导和市场配置两种方式下的农地经营"成本弹性"进行了测度和估计。结果显示:1政府行为放大需求弹性诱致"地租乘数"促使流转价格溢价;2政府介入流转扭曲了流转市场供求关系,将原本市场配置下的供需均衡变为有利于"卖方垄断"的供需失衡;3承包户议价地位提升后基于"劳动力双重成本负担"的询价逻辑又助推了流转溢价的"棘轮效应";4依靠政府主导流转而非市场配置所形成的大规模农地经营,其成本弹性未显现可预期的小于1,即未出现规模效益与成本随规模扩张递减。政府行为与政策效应背离,有其深层次的认识误区及其行为逻辑谬误。表现在:一是错误认为推动农地规模流转可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是直接原因;二是执拗相信只要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其主因;三是渴望借助农机替代劳动力进而实现规模效应和收益最大化,试图套用所谓的"工业化大生产理念"谋划农地经营是其动因所在;四是政府行为扰乱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造成政策效应失灵。     

城乡污染转移的利益悖论及对策研究

污染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城乡污染转移是城乡经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本质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本文利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分别剖析了城乡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利益诉求及其在污染问题中的行为选择,解释了城乡污染转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污染转移所导致的利益悖论,并对悖论形成的深层原因进行挖掘,进而提出城乡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城乡污染转移表面上看是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农村家庭受经济发展水平、信息获取能力和政策影响能力的限制,更注重短期经济利益而忽略长期环境利益;乡镇企业和污染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加快了城乡污染转移;地方政府为实现当地区域利益所采取的重城市轻乡村战略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为污染转移提供了助力。事实上,城乡污染转移违背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污染转移的利益悖论:转移到农村的污染危害农业生产、进而损害城乡人力资本,有悖于长期经济增长;加剧农村生态资源退化、扩大城乡差距,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污染转移是城市对农村、当代人对后代人环境容量的剥削,有悖于环境的公平。认为:经济主体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城乡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冲突以及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监管缺位是造成污染转移悖论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解污染转移悖论的对策建议:统筹规划,实现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统一;整合城乡,促进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协同;强化制度创新,完善制度供给;完善制度监管,提高执行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     

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绩效的空间差异

运用多种DEA模型与Gini准则相结合的方法,采用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农村数据,对中国及其各地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进行了动态测算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各省市及其所属地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进行排名和分析。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绩效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如综合绩效值由2.184上升至2.824,表明全国在关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注重资源和能源的节约,从而促进了全国农村地区绿色发展绩效的提高;从分区域来看,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存在地区差异,绿色发展绩效较高地区是东北,年均值为2.502,西北次之,年均值为2.385,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绩效值相对偏低;进一步地,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逐年呈现上升趋势,但有部分省市,如辽宁、河北和山西等,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偏低,甚至低于该省市所在地区的平均绩效值,这不仅反映了该省市农村绿色发展绩效较低,而且表明了该省市农村绿色发展绩效的高低制约着其所在地区农村整体绿色发展绩效的提升。此外,由于不同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政策和制度环境等方面不同,农村绿色发展的绩效值在省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基于研究结果,在今后我国农村地区绿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加大绿色资源的投入,为农村绿色发展提供基本的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对农村绿色劳动力的投入,确保为农村绿色发展提供高素质劳动力;与此同时,还要不断提高绿色技术水平,为农村绿色发展创造良好的技术条件,以此促进我国农村地区绿色绩效的进一步提高。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功能作用、权能划分与制度构建

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如何界定分置后"三权"之间的权利关系并据此进行相关制度构建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和概念内涵入手,重释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产生的功能价值,并在探讨承包权与经营权权能划分的基础上提出推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制度构建建议。研究认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成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为核心内容,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可实现从要素、主体、制度、价值等四个层面释放出此次农村土改的"改革红利"。从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的功能目的入手,应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二者的性质界定为用益物权,并将二者的权利内容划分为:土地承包权主要包括占有权、收益权、继承权和退出权,土地经营权主要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据此,在进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时,一个根本前提是立足我国国情和农村实际,并严格坚持一定的基本原则和底线,进而一方面要通过修改调整《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做到赋予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以法律地位、分别设置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规则以及为土地经营权抵押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要加强有关政策设计与配套,具体包括建立健全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规范机制、构建土地经营权抵押实现机制、建立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风险防范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