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垃圾焚烧炉灰渣的重金属成分与放射性检测

对8种重金属As、Hg、Mn、Cr、Cu、Cd、Co、Ni和Pb在两种垃圾焚烧炉灰渣中的浓度分布,浸出毒性及放射性进行检测.样品(炉渣和飞灰)分别取自北京(循环流化床焚烧炉CFBI)和深圳(炉排焚烧炉)两台不同燃烧方式的垃圾焚烧炉.研究表明,CFBI炉渣及飞灰中的重金属As、Mn、Cu、Cd、Co含量在炉渣中含量最低,中灰次之,飞灰中含量最高.重金属Hg在炉渣和飞灰中的含量相当,在中灰中的含量最低;Cr和Ni在炉渣中的含量也偏高,在中灰和飞灰中的含量相当Pb含量依中灰、炉渣和飞灰的顺序逐渐升高.浸出毒性检测结果显示,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后炉渣及飞灰中的重金属浸出毒性远低于国家标准1～2个量级,重金属总体排放量较低.炉排炉垃圾焚烧的炉渣及飞灰中的重金属含量却高很多,尤其是Cr、Pb、Cd和Cu.放射性检测结果表明,两种焚烧所产生的灰渣放射性均低于国家标准.在排放时无需作任何放射性方面的处理.最后,对焚烧灰渣的稳定化技术进行了讨论.     

淮河(江苏段)水体有机污染物风险评价

淮河（江苏段）水体检测到的半挥发性有机物和有机氯农药绝大多数属于USEPA的优先控制污染物。应用USEPA规定的水中优先控制污染物和非优先控制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摄入与饮入之和的水体有机物浓度标准,计算了淮河（江苏段）水体的48种有机污染物的环境暴露浓度,并根据最高环境暴露浓度与USEPA水质指标的比值,参考IARC的化合物致癌性指标,建立了一套表征水体有机污染物的风险特征以及采取相应管理措施和建议的评价体系,对这些化合物的环境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有18种有机污染物超过了USEPA的标准浓度要求,其中9种物质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其中六氯苯、N-亚硝基二正丙胺、3,3'-二氯联苯胺、2,4,6-三氯酚、五氯酚、茚并(1,2,3-cd)芘、4,4'-滴滴涕、七氯在内的8种化合物具有一定的风险,而多环芳烃二苯并(a,h)蒽需要引起更高警惕;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这些化合物的来源及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建议。     

长江中下游洪水灾害成因及洪水特征模拟分析

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水灾害的发生是自然地理条件及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流域水系构造和地理特征决定了其洪水多发性,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地表覆盖变化导致该地区水循环过程发生较大改变,而大量水库、堤防的建设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使得洪水过程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年来洪水灾害频繁发生。综述了气候变化对长江中下游降水的影响,探讨了长江中下游水系特征与洪水灾害的关系,分析了人类活动对洪水灾害的影响规律,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气候和下垫面特征变化条件下的暴雨洪水模拟研究,以长江下游太湖东苕溪流域的南苕溪为研究区,进行了流域降雨径流过程的动态模拟验证和特征分析,并取得了较满意的成果,从而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防洪减灾研究打下了基础。     

油田注水泵房噪声治理

调查了油田注水泵房噪声的基本情况.根据噪声来源和特性制定了治理方案,分析了试验应用效果.     

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以正处于一个新的成长期的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分析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态势及内在驱动机理。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区域各地类面积比例的动态分析,发现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方面是建设用地比例的增加以及耕地和水域面积比例的减少。在此基础上建立驱动因素体系,利用相关分析和主因子分析方法,并构建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得出长江三角洲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口的增长和非农化、经济总量的增加以及劳动力的非农化。但是不同的时期,主要驱动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土地利用的特点不断变化：人口的非农化(城市化率)的作用不断增强;经济总量增长的作用明显的减弱;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建设用地比例增加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强。     

江苏省沿江地区农用地资源质量评价研究

采用农用地分等中的自然质量分值的计算方法,以实现对地理范围较大,内部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异较为明显的江苏省沿江地区的农用地资源质量的合理评价。评价结果为：地处宁镇扬丘陵区的该区西部地区农用地的质量复杂多变,各种级别的农用地均有分布且面积比例相差不大;地处太湖平原区的该区南部地区农用地的质量优越;而该区北部地区农用地质量东西两翼较好,中部较差。根据评价结果,本文从挖掘农用地生产潜力,综合开发利用土地后备资源,提高非农用地经济产出能力,完善农用地与非农用地转换价格约束机制及发展循环产业经济,污染排放源头控制与生产过程中治理相结合等几个方面提出了江苏省沿江地区耕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三峡库区耕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策研究 --以重庆市忠县为例

在分析忠县近55年来耕地数量动态变化的基础上,着重对三峡二期施工以来1996～2003年忠县耕地资源数量增减状况及构成进行了详尽的剖析,揭示了忠县耕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耕地保护开发的对策。分析表明,忠县耕地数量变化有一定增减波动,但整体呈明显减少之势。农业结构调整占地占耕地总减少量的82.25 ％,是忠县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其次是非农建设占地和水域淹没,分别占总减少量的4.32 ％和\{13.22\} ％;新增加的耕地构成中,开荒仍是目前耕地增加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农业结构调整,二者分别占耕地总增加量的71.92 ％和21.88 ％。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提高耕地的比较经济效益,加强耕地的整理、复垦和开发工作,加强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综合治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等是耕地保护开发的主要对策。     

2002~2009年兰州PM10人体健康经济损失评估

参考近年来公开发表的国内外流行病学文献,筛选出PM10的健康效应终点和适合于兰州地区的暴露-反应关系系数,对2002~2009年兰州地区PM10人体健康经济损失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2002年以来兰州地区PM10人体健康经济损失并未明显升高,而是逐年波动;年损失值均在10亿元以上,其中2009年最高为16.6亿元; PM10人体健康经济损失与GDP的比值呈明显下降的趋势.     

基于PSR模型的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

针对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的特点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PSR框架模型的发展,构建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赋权法确定权重,运用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模型,对该区域2003~2006年的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区域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由2003年的0.134(敏感级)升高至2006年的0.269(临界安全级),整体生态安全状态呈好转趋势,土地所受的生态压力整体上有所加大.现有土地生态安全状况的改善主要依赖于对现有土地生态问题的治理.现阶段土地的生态压力依然严峻.对2003~2006年的土地生态安全变化进行分析显示,土地生态安全综合状况已进入快速改善阶段.     

Determination of types of interactions exhibited by binary mixtures of heavy metals tested against the hermit crab,Clibanarius africanus

Single and joint action toxicity of heavy metal compounds (ZnCO₃, CuSO₄ and CdSO₄) were carried out against the hermit crab, Clibanarius africanus in laboratory bioassays. On the basis of 96?h LC₅₀ values, CuSO₄ (96?h LC₅₀?=?0.03?mM) was found to be the most toxic followed by CdSO₄ and ZnCO₃ (96?h LC₅₀?=?0.24?mM) in decreasing order of toxicity. The evaluation of the metal compounds in mixtures of ZnCO₃–CuSO₄, ZnCO₃–CdSO₄ and CdSO₄–CuSO₄ in pre-defined molar ratios revealed that interactions between Zn–Cu and Zn–Cd test mixtures wer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models of antagonism (reduction in toxicity of constituent metals). The synergistic ratios (S.R.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observed/predicted 96?h LC₅₀ values (relative toxic unit, RTU) were consistently below 1, indicating antagonistic interactions. Analysis using isobolograms also indicate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ixture components to be antagonistic. However, with regards to CdSO₄–CuSO₄ test mixtur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se metals were mainly in conformity with the model of synergism. The S.R. and RTU values were largely above 1, indicating synergistic interactio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joint action evalu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aquatic ecosystems, particularly in the setting up of water quality criteria was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