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生态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实践。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区域,构建区域生态城镇化指标体系,测度2000—2018年生态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探究生态城镇化指数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高值区逐渐在浙江集聚,低值区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集中,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指数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生态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2）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逐渐增强,其空间演化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依赖性和整合性,变动性自西至东逐渐减弱,依赖性自西北至东南逐渐增强。（3）财政投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发展水平、土地投资强度、人口密集程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对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依次降低,在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水平逐渐趋同。加强区域生态一体化建设,提高区域生态城镇化水平,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竞争力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研究旅游竞争力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效应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利用2007—201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旅游竞争力—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耦合协调度与地方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利用VAR模型作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竞争力和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在波动中上升,不同地区波动时点和波幅存在差异;（2）地方经济增长和耦合协调度间呈现正相关,在时间序列上存在长期稳定关系;（3）广州、东莞、江门和澳门的耦合协调度对地方经济产生显著的冲击效应与方差贡献,其中广州和澳门的响应积极迅速,东莞存在滞后性,江门波动较大。研究结果对建成“宜居宜业宜游”湾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Frog occupancy of polluted wetlands in urban landscapes

Urban sprawl and the rising popularity of water-sensitive urban design of urban landscapes has led to a global surge in the number of wetlands constructed to collect and treat stormwater runoff in cities. However, contaminants, such as heavy metals and pesticides, in stormwater adversely affect the survival,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of animals inhabiting these wetlands. A key question is whether wildlife can identify and avoid highly polluted wetlands.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pond-breeding frogs are attempting to breed in wetlands that affect the fitness of their offspring across 67 urban wetlands in Melbourne, Australia. Frog species richnes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contaminants (heavy metals and pesticide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even in the most polluted wetlands. The proportion of fringing vegetation at a wetland had the greates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number of frog species present and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of individual species, indicating that frogs inhabited wetlands with abundant vegetation, regardless of their pollution status. These wetlands contained contaminant levels similar to urban wetlands around the world at levels that reduce larval amphibian survival. These results are, thus, likely generalizable to other areas, suggesting that urban managers could inadvertently be creating ecological traps in countless cities. Wetlands are important tools for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stormwater runoff, but their construction should not facilitate declines in wetland-dependent urban wildlife.     

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与CO2排放的关系研究

目前节能减排已经成为中国“十二五”规划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相关部门在进行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城市发展水平与CO2排放的关系.通过协整理论及修正误差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国经历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虽然1949-2007年城市化与CO2排放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改革开放前后城市化和CO2排放量都呈现出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CO2排放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且改革开放前后城市化水平对CO2排放影响存在差异.另外,尽管从短期来看,CO2排放不受当年城市化变动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不论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与CO2排放之间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城市化对CO2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在进行决算时不能脱离城市化发展阶段,即要考虑短期影响,更要在战略高度进行长期规划,可通过把握城市化的进程来控制CO2排放增长的速度.     

中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建成区绿地建设有利于改善城市环境,提高人居适宜度,优化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基于2002—2018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及影响因子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变化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在2018年达到了41.11%,相比2002年增加了11.36%,2018年绿化覆盖率达到了35.0%以上的城市占全国城市的93.55%。(2)中国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按照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地区划分中国城市区域,华东地区的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最高,中南地区次之,其余四个地区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各地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随时间发生显著变化(P<0.05),华北地区绿化覆盖率发生显著变化的城市占比最高达94.60%,中南地区最低为65.88%。(3)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与城市化指标(地区生产总值GDP、地区人均生产总值PGDP、绿化投入LP、建成区面积BUA、城区面积百分比UAP、建成区面积百分比BUAP、总人口TP、城市人口密度UPD、城区人口UP、建成区人口BUP、城区人口百分比UPP、建成区人口百分比BUPP)和气候因子(年平均温度YT、年平均湿度YH和年降雨量YW)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其中PGDP、LI、BUAP、UAP、UPD、BUPP和YT、YW、YH是影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的最主要因子。本研究结果可为中国未来城市绿地建设均衡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依据。     

超临界水氧化法处理剩余污泥的参数优化

为提高超临界水氧化法处理剩余污泥的效果,采用响应面分析法,以COD_Cr去除率为响应值,对超临界水氧化法处理剩余污泥的反应温度、反应压力、停留时间和氧化剂过氧比等参数进行优化. 结果表明:反应压力和反应温度是影响剩余污泥COD_Cr去除率的主要因素;反应压力、反应温度和停留时间存在交互作用;温度＜410 ℃,停留时间＜120 s时,压力对COD_Cr去除率的影响较大;最优化条件是反应温度为434 ℃,反应压力为29 MPa,停留时间为278 s和氧化剂过氧比为216%,此时,COD_Cr去除率试验值可达97.72%～98.32%.      

宁夏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互动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文章首先分析了1985-2005年间宁夏城市化、人均GDP以及环境压力的变化趋势。基于此,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通过分析城市化与人均GDP,以及环境压力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因果关系及其强度,阐释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在时序维度上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特征,结果表明:宁夏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两者之间还未形成良性互动;城市化与环境压力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城市化对环境压力的增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且在短期内降低环境压力的难度较大。     

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城市发展路径选择流程研究

脆弱的生态环境会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城市化,表现出与非脆弱地区不同的特征。以往的研究,更倾向于对各类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分别进行研究。本文试图站在更宏观的角度,通过研究生态环境脆弱和非脆弱地区这两个大类在城市化发展方面的异同,明确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特征及合适的路径。首先在阅读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干旱区、喀斯特地区、高寒地区、过渡区等类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的共性,了解其城市化现状及约束因素,并结合学者们的研究,与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的城市化进行了对比,提出发展的对策。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第二部分初步构建了一个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城市化发展路径的选择方法及流程。研究表明生态环境脆弱区城市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地质条件、地形、水文、气候、植被和地上地下自然资源等,与生态环境良好地区城市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产业选择、人口承载力及城市建设用地等方面,这些方面也是该类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应格外重视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城市化路径选择流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归类、分析城市化水平及阶段、分析生态环境演变历程、研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情景分析、制定战略规划,确定城市的功能、定位等。     

上海市宝山区城镇化对农业用地环境质量的影响

利用环境风险指数法,对上海宝山区2003和2007年城镇农业土壤重金属Cd、Cr、Cu、Pb和Zn环境风险进行评价;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4方面构建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宝山区2003和2007年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探讨宝山区城镇化水平与农业土壤环境风险指数间的定量关系。结果表明,与2003年相比,2007年宝山区农业土壤重金属Cr、Cu、Pb和Zn含量增加明显,农业土壤重金属综合环境风险加剧,环境风险在空间上表现为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扩展态势;城镇化水平提升明显,城镇化水平与环境风险指数间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目前宝山区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利于农业环境质量保护。     

大鹏湾环境容量研究Ⅱ:环境容量规划

采用基于响应场的线性规划方法,考虑非点源与湾外污染物输入形成的本底值,结合深圳沿岸排污口的分布计算了大鹏湾的环境容量,并给出了总量分配方案.结果表明,大鹏湾物理自净能力差,但水体容量大,具有较大的稀释容量,加上污染物的生化降解,大鹏湾具有较大的环境容量.BOD5、总氮、总磷的最大允许排放总量分别为79.0,11.418,0.86t/d,BOD5、总氮、总磷的剩余环境容量分别为61.34,9.318,0.43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