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改进的VW-UM方法对职业病危害评估研究

为科学客观地评价企业职业病防治的工作情况,基于对职业病危害影响最大的四个方面共13个指标建立了未确知测度分析模型(UM),并引用指数状态下的变权函数对常权重进行变权(VW),最后利用置信度识别准则判定职业病危害的风险等级,并以广东某化工企业为研究对象,应用该模型进行实际分析。结果表明:在指数变权中,当惩罚水平α为0. 5,否定水平β为0. 8时,得出该企业职业病危害程度所处的风险为Ⅳ级,表现良好,比常权状态下的结果更符合实际。该方法能为职业病防治的评价和决策等方面工作提供重要思路。     

农地土地开发权转让制度创新

土地资源管理和配置引入土地开发权交易制度，是为了在土地开发和自然环境保护方面尝试用市场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将土地开发权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捆绑在一起，并且将这种责任债权化，开发商在开发土地时，需要购入相应数量的土地开发权，其开发权附带着环境保护债权，这种土地开发权是由规划允许的、具     

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基于ACT模型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但伴随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学术界对我国贸易与环境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文参考ACT模型，试图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的影响从经济发展对我国环境的整体效应中分离出来进行研究。本文采用panel数据对我国1992-2004年期间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消极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远远超过了积极的技术效应，即贸易自由化使我国环境恶化。这主要归因于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不完善的环境法规。要改善其不利影响，我国应采用法律和经济措施相结合的办法，从而达到减少贸易的规模效应、改变现有贸易结购以及加强其技术效应的目的。     

试论环境行政赔偿制度

1994年5月1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将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本文依据该法和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对建立环境行政赔偿制度提出一些观点。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否实现了环境和经济的双赢?北大核心CSCDCSSCI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中国基于源头控制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目的在于助力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的实现和推动绿色发展。文章基于2012—2019年的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理论层面分析用能权交易制度的作用机理,运用多期PSM-DID方法实证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是否实现了环境和经济的双赢,并采用更换变量设定、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此外,分别对用能权交易制度产生环境与经济效应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路径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有效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与排放强度,且对污染物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产生了环境红利;②用能权交易制度不仅具有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促增作用,还具有经济增长速度上的拉升作用,产生了经济红利;③动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用能权交易制度对污染排放总量和强度均未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而对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和持久;④在用能权交易制度早期试点阶段,其主要通过提升能源效率这一短期路径实现环境与经济红利,而未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的长期路径产生环境与经济效益。基于此,应进一步建设和完善中国用能权交易市场,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方案设计以强化各环节操作的规范性、便捷性、透明性,并增强用能权交易市场化程度;加快培育新能源、新技术、新业态,推进能源行业绿色转型和能源体系脱碳;构建全面协调的环境政策体系,推进用能权交易制度与末端治理的环境规制工具协同实施,发挥“1+1>2”的效用。     

企业自我环境规制与排污许可制的互动进阶

随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发布和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转型,企业的自我环境规制日益受到重视,呈现出企业自我环境规制与国家行政规制之间的互动实践。企业自我环境规制与排污许可制处在同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中,排污许可制为企业自我环境规制提供了外部理想支撑体系,而企业自我环境规制的具体措施需要经过反身法中自洽子系统的整合,从某种程度上又起到了倒逼排污许可制进行相关完善的作用。据此,只要找到合适的进阶路径,排污许可制与企业自我环境规制完全可以实现互动进阶,从而减少相关立法的阻滞性,实现政府与社会主体的协同规制耦合。进阶后环境规制系统的规制成本最小化,社会力量最大化和环境效益最大化也将助力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和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目的的达成。     

基于全过程治理的环境规制减排机制研究——来自长江经济带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全过程治理视域下政府主导型和市场激励型2类环境规制的减排机制.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SO₂排放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影响系数分别为-0.154和-0.209.其中政府主导型环境规制在源头防控、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的全过程都起到显著的减排效应,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只通过末端治理实现减排.因此,尽管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优点,但考虑到源头防控和过程控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的根本性作用,对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较为落后的地区和行业,仍要重视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规制,通过因地制宜、合理科学地运用环境规制工具以实现高效的全过程污染治理.     

能源富集区市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基于晋陕蒙甘宁地区

采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晋陕蒙甘宁这一典型能源富集区各地级以上城市的市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进而使用马尔可夫转移概率分析方法和ESDA空间分析方法,探索该地区市域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1）该地区的市域经济发展差距在波动中下降;（2）各等级城市在不同时期演化规律截然相反,随时间推移,除低等级之外的各等级城市均表现出较高的等级下降风险;（3）该地区城市的市域经济水平曾存在一定空间负相关,到2015年这种关系则不再显著;（4）该地区呈现以局部为核心区的格局,但西部地区明显趋冷;（5）市域经济系统整体处于耦合协调度较低的状态,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较突出。     

我国水质监测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以相关法律为背景

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制度，而水质监测则是环境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我国现行相关法律为背景，对我国水质监测的技术依据-水质标准的制定权进行了考察，认为应由水利部门和环保部门共同制定，而监测权则应由环保部门专门行使，这是决策民主化和执行单一化的具体要求和体现．文章还指出了水质监测中法律责任机制的缺失，并提出了予以完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