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域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以泉州市惠安县为例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环境问题逐步显现,突发环境事件时有发生,开展以环境风险评估为基石的主动风险管理势在必行。本文以泉州市惠安县为例,基于行政区域环境风险指数评估方法,构建评估指标体系,结合评估区域环境风险特征,计算全县环境风险指数,绘制风险等级分布图,并提出管理建议[1]。     

关于促进社区居民垃圾分类习惯养成的研究

社区是生活垃圾排放的主要源头场所。本研究以社区为中心,从习惯养成的角度出发,以斯金纳强化理论为依据,综合分析多方面影响因素,为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及居民垃圾分类投放习惯的养成提出合理化建议。     

气候变化研究的中国知识贡献及其影响局限

气候变化知识的不断深化和积累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邀请全球有代表性的科学家,通过分析评估国际上正式发表的文献,提供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进展的最新认识结论。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通过统计中国在气候变化十大重要领域的科技成果产出量和影响力、中国政府和科学家对IPCC评估报告的参与以及中国大陆引文在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的贡献,分析了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知识的贡献与局限。结果表明:近十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大多数领域的科技成果产出量已居全球第二或第三位,但在海洋与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和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国际论文量明显落后;与美国和英国相比,中国气候变化科技成果的各类影响力指标明显偏低;中国对IPCC评估报告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中国积极组织相关机构和专家参与IPCC评估工作,对全球气候治理起到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作用;但从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国大陆引文的角度看,中国贡献仍整体偏弱,中国大陆引文的贡献呈领域分布不均衡,优势领域少,成果影响面窄的特点。与科学基础领域相比,中国在影响和适应、减缓和国际合作领域的科学贡献更弱,对全球视角关注不够,但中国大陆引文总体的国际科学合作活跃度较高。后巴黎时代,中国需要更加面向国家需求、气候公约和《巴黎协定》目标以及国际气候变化科技前沿,加强全球视野和原始创新,突出中国优势和特色,使气候变化的中国研究成果更多支撑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推进。     

碳排放交易制度与企业创新质量:抑制还是促进

近年来,有关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大量涌现,但基于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尤其是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研究仍有待丰富和深化。有鉴于此,采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专利申请总量表示创新数量,以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分别表示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进而采用DID模型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准自然实验框架。同时,为增强实证结果的解释力,采用PSM-DID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以及政府补贴方式的创新激励机制检验。结果表明:①碳排放交易制度在提高"处理组"企业创新数量的同时,也能促使企业兼顾创新质量,但从影响程度来看,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低质量创新促进作用更为强劲。②从企业所有权和规模异质性来看,碳排放交易制度主要对国有股份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创新质量有促进作用,而对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进行高质量创新的诱导力度较小或不显著。③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政策能够有效弥补碳排放交易制度对高质量创新诱导乏力的不足,但创新激励效果因政府补贴方式而异,其中政府事前补贴优于政府事后补偿;此外,碳排放交易制度通过促使政府为被规制企业提供更多的政府事前补贴,从而有效缓解企业"遵循成本"压力,推动企业转向高质量创新。由此认为,加大对小规模民营企业高质量创新补贴、采取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的创新补贴方式,应是进一步助力碳排放交易制度诱导企业转向高质量创新的政策制定方向。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流域生态补偿的应用规则:基于新安江的实践

探索流域生态补偿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依靠制度保护环境的重要举措。当前,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正在广泛地改变流域生态环境和流域水资源利用的使用方式。不过,该制度受到复杂规则体系的约束,这些规则以及规则采取的形式,可能会对该制度的最终结果产生关键影响。本文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出发,讨论流域生态补偿的应用规则体系,剖析我国首个跨区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项目——新安江生态补偿,分析有可能实现持续利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应用规则,及其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逻辑关系和具体表现,并从效率、公平、问责、适应性四个方面对规则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流域生态补偿规则体系为规定补偿主体、增加生态系统服务额外性、界定生态补偿的条件性、调节利益分配以及与其他社会目标相适应等行为提供了普遍遵循的规则,为解决流域生态补偿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提供解决方向。新安江实践表明,位置规则明晰补偿主体和责任、边界规则选择参与者标准、选择规则规定允许的行动集合、偿付规则创新补偿渠道和分级制裁,是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基石;信息规则确定可用完整的信息、聚合规则适当放权于当地居民、范围规则建立与流域匹配的管理机构,是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持续性的重要因素。通过创造责任共担的多元职位规则,改进市场化的边界规则和偿付规则,建设多元化、市场化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形成有效的补偿规则体系,将有利于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实现成功应用。     

城市社区风险治理若干问题探讨

为提升社区风险治理水平,本文阐述了社区与社区风险的概念,分析了社区风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探讨了提升社区风险治理水平的几个关键问题。结果表明:社区居民参与、网格化管理、科技支撑和法制建设是提升社区风险治理水平的关键。     

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环境政策是国家保护环境的大致方针,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环境立法和环境管理,更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整体环境状况,不同类型的环境政策对企业也产生了各方面的影响。本文研究环境政策的不同形式、内容、具体执行手段及其对企业的环境、经济绩效产生的影响。通过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环境政策,探讨我国环境政策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最后根据不同管理手段的可行性,有效性及最终效果,联系我国具体国情,在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同时,提出更为有效,对企业绩效具有正面刺激的环境政策建议。     

西安城北地区秋季PM_(2.5)中的矿尘颗粒污染特征

采用单颗粒气溶胶飞行时间质谱仪(Single Particle Aerosol Mass Spectrometer,SPAMS)对西安市大气矿尘颗粒物进行连续12 d在线分析,共采集到107 425个同时含有正负质谱信息的矿尘颗粒,矿尘颗粒物占PM_(2.5)样本数的8.44%。结果表明,矿尘颗粒物的正离子碎片成分以Na~+、K~+、Al~+、Ca~+、CaO~+、Fe~+为主,同时还含有Pb~+等,负离子碎片成分以NO~-_2和NO~-_3为主,另外还含有HSO~-_4、SiO~-_3、HSiO~-_3、H(NO_3)~-_2等。在西安市大气细颗粒物中,矿尘颗粒物中贡献较大的几类(如含钙、含铁、铁氧颗粒物等)大多是老化的成分。将观测阶段采集到的矿尘颗粒纳入本地污染源谱进行来源分析,其主要来源为扬尘源、工业源、燃煤源和汽车尾气源等。     

临安区域本底站大气甲烷浓度变化特征

通过分析2006年8月～2009年7月临安区域大气本底站Flask瓶采样获得的CH4浓度特征,结合地面风向、后向轨迹、排放清单,研究了CH4浓度变化特征和长三角地区排放源对CH4浓度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临安区域大气本底站的CH4浓度分布在1 7584×10-9~1 9700×10-9,具有较明显的季节波动变化特征,浓度季节变化幅度为737×10-9;CH4浓度平均年增幅达176×10-9,增速较快。东北风和东南风时,CH4浓度较高;西南风时CH4浓度较低。导致CH4高浓度分布的气团主要来自临安站的东北、偏东方向;导致CH4低浓度分布的气团集中在西南 偏南     

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格局及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基于对城市化概念的认识,通过测算中国各城市的人口、经济和空间城市化率及其增长速度,运用Arcgis93支持下的热点分析方法,考察2000~2008年中国城市单元城市化水平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模式,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热点仍然在东部沿海,主要围绕环渤海和珠三角两大城市化热点城市群,向东北、西北、西南等冷点区中心辐射、梯度推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与经济增长格局有较大偏差,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城市化的拉动作用相对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受自然、历史、政策、经济、人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包含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和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两种道路,未来政府作用将逐渐弱化,推力的主动力地位将进一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