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多数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对环境资源依赖性明显,而国家公园资源保护政策会限制社区资源利用,导致国家公园管理与社区发展长期存在矛盾。为了减少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提高国家公园社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以适应性管理理论为基础,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自下而上生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理论框架。结果显示：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包含社会、经济、生态和制度四个维度,适应主体又分为个体和社区二维度。其中,社区适应性治理的核心在于全过程社区参与的自主性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化,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兼顾整体利益。针对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以部门或区域利益导向为主、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社区参与层次低等问题,从完善协作互动治理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与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能力三个方面,针对性提出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适应性协同治理路径,以增强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     

国家公园日常管理和生态监管的职能分工研究及其制度设计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设是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对人地关系复杂且长期以来是“九龙治水”的中国自然保护地尤为重要。聚焦于自然保护地的龙头——国家公园,从其作为多要素高关联的自然资源资产独立管理单元且“生态保护第一”的特征入手,基于功能性分权理论,分析其日常管理和生态监管职能分置的理论框架与操作模式。结合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原则,辨析了作为主要管理者的林草部门和主要监管者的生态环境部门的职责,并从微观层面给出了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估、资源环境综合执法两个重点领域基于职责划分的制度设计。     

退化紫花针茅草原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分析

文章在具有典型特征的紫花针茅草原设置退化程度不同的各研究样地,旨在探讨高寒草原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变化,并采用野外观测、土样采集、室内试验的方法,测定了土壤团聚体含量组成、平均重量直径(MWD)、几何平均直径(GMD)、团聚体破坏率(PAD)、分形维数(D)等指标。结果表明:退化高寒草原研究样地土壤机械稳定性、水稳性团聚体含量随着团聚体粒径的增大呈先减少后增加的变化趋势;随着退化程度的加剧和土层的加深,0.25 mm粒级团聚体含量增加,水稳性团聚体含量高于机械稳定性团聚体含量,2～10 mm粒级团聚体含量减少,其含量变化则与前者相反;0～10 cm土层,土壤团聚体破坏率随着退化程度的加剧而增大,10～20 cm土层则呈相反变化趋势;各土层土壤机械稳定性、水稳性团聚体MWD和GMD随着退化程度的加剧而减小,其中轻度退化到中度退化是MWD、GMD减少的主要阶段;土壤团聚体分形维数随着退化程度加剧和土层加深而增大,0.25 mm粒级团聚体含量与分形维数间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研究样地0～30 cm土层范围内,随着退化程度的加剧和土层的加深,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变差。     

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旅游SWOT分析与发展战略

自国家发改委于2016年印发《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以来,生态建设与旅游开发共同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以生态重点保护区神农架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采用SWOT分析方法,从优势、劣势、机遇和风险四个维度对神农架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开发现状进行全面分析,发现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开发虽然具有显著的内在优势与良好的外部发展机遇,但在生态旅游开发中仍然存在较为严峻的问题,这对当地的生态旅游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据此,将内外部发展环境与神农架发展定位相结合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战略,以期促进当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956-2010年三江源区水土流失状况演变

为研究三江源区水土流失状况变化及其可能成因,基于1956—2010年三江源区水文、气象观测资料以及遥感数据,借助Mann-Kendall趋势检验法分析了输沙量的年际变化,并采用双累积曲线、RUSLE（修正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分析了水土流失状况变化的可能成因.结果表明:① 三江源区输沙量表现为黄河源区>长江源区>澜沧江源区,输沙量最大值均出现在6—8月,最小值均出现在12月—翌年1月.② 各流域输沙量的年际变化较大,并且均以20世纪80年代为最大.2005—2010年黄河源区输沙量较多年平均值减少32.25%,而长江源区和澜沧江源区分别相应增加24.76%和41.86%.黄河源区土壤水蚀量增加明显,长江源区不同河段各有增减,澜沧江源区土壤水蚀强度降低.③ 引起水土流失状况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气候变化和生态工程两个方面.即① 降雨量的增加导致降雨侵蚀力和径流量增加,使得土壤水蚀量和河流输沙量有所增加;② 生态工程实施后,土壤中w（有机质）虽有所增加,但仍明显低于1980年的水平.尽管植被覆盖度有所提高,但对水土保持功能起重要作用的根系层恢复却较为缓慢,因此,土壤保持功能基本上未得到提高.      

青海省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文化服务价值评价水

本文在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框架的基础上,对青海省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研究采用条件价值法(CVM),对当地居民及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并使用支付卡法得到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进而通过总体支付意愿均值估计得到青海省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生态旅游与游憩以及审美)价值。通过对几类价值的分析,建议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应注重体现祁连山特色开发,在管理中应侧重提升祁连山国家公园自然风光的美学价值,将其建设成可复制、可借鉴的国家公园示范区和生态文化的示范点,并加强对美学服务资源进行资产化管理等。     

美国国家公园的管理对我国地质遗迹保护区管理体制建设的启示

我国地质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始于1987年，与美国相比落后了100多年。自1987年我国开始建立第一批独立的地质自然保护区开始，到目前已建立地质自然保护区86处。地质遗迹资源管理体制正在建设之中，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与运行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而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美国国家公园在管理方面有着十分科学务实的机构和完善的管理体系。本文在对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和管理体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地质遗迹资源管理体制的建设提出建议。     

知·爱·行

美国国家公园之父,著名自然保护作家约翰·缪尔曾写道,若要保护自然,就要爱自然;而要爱自然,就要了解自然。遍布全球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郊野公园、植物园或工业遗迹博物馆就扮演了环境知识传播和了解自然的角色。以上场所内的访客中心     

长江与黄河源丰水期地表水中汞的分布特征、赋存形态及来源解析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探明青藏高原地表水中汞的形态、分布和来源特征对认识高寒地区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为探讨汞在高寒地区地表水中的分布特征和潜在来源,以青藏高原长江源和黄河源流域地表水为研究对象,测定丰水期地表水中总汞（THg）、颗粒态汞（PHg）和溶解态汞（DHg）的浓度,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利用PMF模型定量解析地表水中汞的来源.结果表明,长江源和黄河源流域地表水中ρ（DHg）均值分别为（2.96±1.26） ng ·L^-1和（2.47±0.83） ng ·L^-1,二者无显著差异;而长江源流域地表水中ρ（THg）［（10.69±11.14） ng ·L^-1］和ρ（PHg）［（8.46±11.41） ng ·L^-1］显著高于黄河源流域地表水中的ρ（THg）［（3.37±2.03） ng ·L^-1］和ρ（PHg）［（1.13±1.02） ng ·L^-1）］（P<0.05）.此外,考虑到较低的汞浓度水平和甲基化程度,研究区内汞的生态威胁较弱.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长江源流域地表水中汞以PHg为主要形态,其浓度变化主要受冰川融水输入、土壤侵蚀和降水等因素影响;DHg作为黄河源流域地表水中汞的主要形态,其分布格局主要受制于汞和溶解性有机质（DOC）的结合作用.空间分布上,河道坡降和土壤侵蚀强度的空间差异可能是导致长江源流域地表水中THg和PHg浓度随水流方向总体呈下降趋势的关键因素.PMF模型解析结果表明,长江源和黄河源区地表水中51.4%的汞来源于大气沉降,38.8%的汞来源于水流对土壤岩层或沉积物的侵蚀作用,而9.7%的汞来源于土壤径流或渗流的输入.     

人类活动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是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有助于国家公园规范保护和利用行为、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运用InVEST模型、广义相加模型等方法,探究了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活动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碳固存、生境质量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格局,并分析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发现：（1）2000—2019年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减弱,整体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土壤保持量、碳固存量、生境质量均呈增加趋势,大致呈西低东高的分布格局,但水源涵养量呈先增后减趋势,并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在整个研究期间变化显著。（3）人类活动与生境质量、碳固存、土壤保持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会直接影响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建议未来国家公园的管理以及相关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并根据人类活动强度,精准实施分区管控、提高保护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