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享视角的黄河流域综合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是打破黄河流域零散化环境保护,应对流域生态环境变化,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创新。该研究在共享视角下,利用微分博弈模型和最优控制理论,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具体情况与出台的相关支持政策,引入径流增加量和泥沙治理量两个环境保护衡量指标构建了黄河流域综合生态补偿机制的博弈模型,探讨在完全共享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全共享无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以及不完全共享有横向生态补偿机制3类情形下的最优策略,并针对共享效益系数、生态补偿系数等展开了参数影响分析。结果显示：(1)完全共享生态补偿机制以及不完全共享有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均可以提高政府对生态保护的投入,完全共享生态补偿机制是最优机制,不完全共享有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更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2)区域政府的生态保护投入、环境改善效果以及流域整体的经济利益与生态保护成本系数负相关,与生态保护效果系数正相关,共享效益系数是各区域政府关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博弈后的结果,实现合理的共享效益系数有利于加强长期跨界合作关系的稳定。(3)在预期收益对生态环境更加敏感的区域,开展综合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形成生态环境改善与预期收益增加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最后通过实证分析...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提高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有利于协调该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运用三阶段DEA方法,从企业类型、环境因素等视角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政府RD支出的增长对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均有正向作用,但作用效应尚未达到显著状态;研发机构数量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内资及港澳台企业的技术效率,而外资企业与中国技术市场的互动效应尚不显著;行业内企业数量增加所引致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外资企业提高技术效率,却显著降低了内资及港澳台企业的技术效率;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技术效率存在较大差距,外资企业的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最高,内资企业的规模效率最高。文章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生态足迹的武汉城市圈生态承载力评价和生态补偿研究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生态建设的背景下,客观定量评价区域生态环境状态,是当前我国生态建设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之一。高密度的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超负荷的压力,通过生态承载力的分析能够定量测度这种状况,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基于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2008年和2013年武汉城市圈各县域单元的生态足迹/承载力,并进行了时空变化分析。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各县域单元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生态足迹逐年增加,生态承载力的变化相对较小,出现两级分化的现象。根据生态足迹/承载力进行跨区县生态补偿测算,得到2008年和2013年武汉城市圈48个县域的转移支付情况,表明如果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整个区域能够达到生态系统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的目标,缓解武汉城市圈的生态压力,实现武汉城市圈的可持续发展。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

在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下,产业扶贫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承担起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本文将其概括为"产业精准扶贫"。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以产业精准扶贫与传统产业扶贫的区别以及产业精准扶贫怎样发挥作用这一科学问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了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与传统产业扶贫停留在村一级或者大户层面不同,产业精准扶贫将产业透过村庄到农户,而且与贫困户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2)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是通过利益相关方共同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匹配的过程。产业精准扶贫突显了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着重强调贫困户自身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参与,真正建构了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长效机制。(3)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农户或是入股、务工或是自己发展产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通过政府引导、企业管理、村两委参与,促进贫困户参与在生产过程中,就产业过程中的事项达成共识,促进了贫困户的公民精神培育、实用技术掌握和思想观念转变。(4)产业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仍需注意风险防患。扶贫信息发布、帮扶单位责任人等扶贫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和传播,为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贫困村奠定基础,但是,也相应地增加了产品销售问题和产业自然灾害的风险,产业贴补和金融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产业精准扶贫的运行和成效。因此,要相应地加强对扶贫产业风险的预警,规避和降低产业扶贫风险。     

浙江省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性分析

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内涵与表现,其协调性关系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运用协调耦合度模型和重心法分析1999年至2011年浙江省城市化过程中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性与空间均衡性,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协调耦合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全省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耦合度得到持续提高,由0.54上升至0.76,从中协调耦合等级发展为较协调耦合等级,各市协调耦合度及其等级都获得相应提高,但北高南低,南北分化的空间差异特征依然显著;2以2005年为界,前半期全省及省内各市协调耦合度增速较快,但2005年之后显著放缓,说明促进各要素协调非农化的难度在上升;3地区不平衡未得到有效控制,西北部人口非农化速度领先、东北部产业非农化较快、中南部土地非农化超前,阻碍了综合协调耦合度的提高;4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与公共服务水平,就业结构和土地资源禀赋等是影响产业、人口与土地协调非农化的重要因素。今后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协调性的提高将依赖于各要素非农化相互作用和地区平衡性的改善。东北部地区需着重推进产业升级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西北部地区提高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覆盖面,促进进城农民工市民化;中南部巩固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二三产业,增加非农就业,改善公共服务,同时优化土地利用管理,控制城市低效蔓延。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及财政转移支付——以湖北省为例

耕地保护不仅要确保耕地的数量不减少、而且要保证耕地的质量和生态功能不下降。本文综合考虑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属性,采用加权求合法计算耕地的综合水平,并据此采用Jenks自然断裂点法将湖北省102个县(市、区)划分为耕地赤字区、耕地平衡区以及耕地盈余区,界定了县级层面耕地保护补偿关系。分区结果显示:全省共有56个耕地赤字区,28个耕地平衡区以及18个耕地盈余区,盈余区个数仅占总样本的18%,说明湖北省耕地资源综合水平偏低;省内耕地资源综合水平差异较大,综合水平值最高为0.209 9(钟祥市),最低为0(江汉区、武昌区和黄石港区),平均水平为0.083 8。此外,通过构建耕地资源综合水平与土地财政之间的定量关系,实行跨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均衡各区域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耕地资源综合水平每增长1个效用值,土地财政收入约减少115.811万元。结合分区结果和定量关系可知,18个受偿区中,耕地综合水平最高的钟祥市得到最高的补偿款(315.715 4万元);56个支付区中,江汉区、武昌区和黄石港区的耕地综合水平均为0,修正后三者的补偿款分别为203.580 2万元、89.371 0万元和135.452 7万元。此外,财政转移支付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各个县(市、区)的转移支付额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较低,约为0.007%~3.374%,均在政府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研究成果能为均衡湖北省各区域的发展提供依据,对于我国耕地保护的实施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藏地区草原旅游生态负效益评价及其补偿研究

基于对玛曲草原的实地调查,评价青藏地区草原旅游业的生态负效益,分析旅游收益对生态负效益的补偿能力以及旅游生态负效益的补偿现状。研究表明：文化参与旅游模式的生态负效益补偿能力最强,其次是游览观光模式,再次是休闲度假模式;在旅游业实际运营中,旅游生态负效益并未得到有效补偿。建议通过以下途径形成青藏地区草原旅游业生态负效益补偿的保障机制：选择生态负效益小的旅游运营模式以降低旅游生态负效益补偿难度;建立旅游生态负效益补偿督促制度;提高旅游经营者的生态补偿意愿;落实资源集体所有制并让集体成员参与资源股分红以扩大旅游收益对减畜还草的促进作用;政府加大二次分配力度以将部分旅游收益用于生态修复;为旅游业受益增设减畜还草等生态建设附加条件     

基于资源耗减补偿的中国油气资源税率优化研究

征收耗减性资源补偿费已是国际资源管理的主流方式,面临石油资源日益短缺的问题,我国亟待以补偿性资源税来体现资源价值。本文基于我国1995-2010年的油气资源开采行业的实际数据,发现从量征收的油气资源税费不能完全补偿油气资源使用者成本,进而采用从价税率替代从量税率计征资源税,且全部用来补偿油气资源耗减,计算不同折现率下实现资源耗减成本补偿的最优税率。考虑到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稳定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三个时期,分别取折现率为6%、8%、10%,计算得实现油气资源耗减补偿的从价税率分别为11.7%、6.1%、3.2%。然后,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建立油气资源动态最优产量模型,划分油气开采的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的税率区间为(-2%-3%),(5%-8%)和(10%-15%)。最后,为保障新税率政策的实施效果,从基准税率和滑动税率确定办法、计征方式、税基计算依据以及监控体系五个方面提出新的措施,促进油气资源精细管理,实现油气资源的合理补偿和资源可持续开采。     

基于宗地层次的合肥市产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

在我国城市产业用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土地闲置、浪费和低效利用等现象。实施产业用地的集约利用评价研究可以为城市产业用地优化配置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对城市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城市土地空间布局和利用强度角度出发,以同心圆理论、多中心理论等区位理论为支撑,采用定性和定量化方法结合,以科学、便捷、高效为原则,系统地提出宗地层次上的产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标准以及评价模型,并对合肥市商服业用地、重工业用地和轻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情况进行了评价,适当提出了一些用地建议。评价结果表明:①在所有评价的宗地中,有62.46%的宗地达到集约,总体集约水平较低;②在三类用地中,达到集约的宗地数量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商服业用地、重工业用地和轻工业用地,集约比例分别为66.64%,41.39%,36.02%;③合肥市4个行政区内的产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比较接近,庐阳区和包河区相差不大,分别为67.66%和67.36%,蜀山区略低,为62.08%,瑶海区最低,为53.77%;④不同区位圈层内的产业用地集约利用情况存在差异,从内圈层到外圈层,集约的商服业用地数量比例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状态,重工业用地则呈现上升的趋势,而轻工业用地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利用状态,只有35%稍多。综上所述,建议适当降低市区内商服业用地的建筑密度,提高市区外围的商服业用地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继续推进"退二进三"政策,优化城市产业用地布局,并提高轻重工业用地的利用强度;加强土地监管,防止圈地,闲置,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