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水生态保护利益补偿的法律调控

当前长江流域水生态补偿实践主要以水质、水量和水能三类可量化的流域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形态出现,是"流域生态效益补偿"模式,其目标利益是流域整体生态保护效益,通过政策或区域政府间的协议、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完成政府、行政区域单元之间的利益传送,其实质是一种行政治理措施、是基于权力的利益矫正,并没有将该补偿资金精确对应到真正的利益供应主体或受害主体,也就没有完成利益归宿的最终分配。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利益补偿应当在效益补偿的基础上发展"生态保护产权利益补偿"模式,使生态保护利益从生态效益的结果行为端向原因行为端传递;产权主体特定性的识别,产权利益行为(增益或损益)与流域生态效益的连接,以及涉水产权法定即利益法定是构建长江流域产权利益补偿的法律要素。     

管理层收购的法律规制——从利益冲突与平衡角度分析

近几年来，管理层收购逐渐成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的热点问题。但由于缺乏法律的规制，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本文从MBO中固有的利益冲突入手，从咨询意见、独立董事的监督、强制信息披露、股东大会的批准、竞争性收购、事后救济和司法干预等几个方面对如何从法律上规范MBO进行了简单的探讨。     

陕北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性: 产权残缺理论的分析视角

借助于现代产权经济学派的产权残缺理论。揭示陕北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困境的产权残缺及其根源。进而从产权配置的有效性视角，指出理顺国有公共资源产权配置的责权利关系与效率以及对此公共产权资源增值的分享，对于促进该地区生态治理的深入进行与改善是非常必要的。文章还针对该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产权残缺及其低效性进行深刻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该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政策建议与措施：要明晰陕北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资源产权，建立资源产权明晰的产权有效保护规则，并以水权为例简要分析了其治理效果。     

建立排污产权交易制度的若干探索

在充分阐述建立排污产权交易制度重要意义和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上，确定排污产权交易的重点领域与基本原则。运用产权交易的优化配置模型，对排污产权交易在行业、地区、规模和所有制成分间的预期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加快实施排污产权交易制度的若干政策措施。     

石油资源开发与资源地经济发展

中央 2 0 0 0年初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 ,矿产资源开发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 ,在关于西部开发的政策宣传和学术讨论中 ,却存在着两种倾向 :一是夸大矿产资源优势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对地方经济的刺激作用 ,二是怀疑新一轮矿产资源开发能否实现西部地区“地兴民富”的目标。这两种倾向均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思考。第一种倾向错误的根源 ,首先是忽视了矿产资源评价的“产权原则” ,即资源所有权、开发利用权以及资源收益权的制度安排是评价一种自然资源是否为地方性优势资源的基本前提 ;其次 ,未能正确认识矿产资源对于地方经济的激励作用从…     

九家机构提出承建气候技术中心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近日表示,为承建气候技术中心而正式提交建议书的9家机构具有很强的多样性,既有国际组织、政府机构,还有商业和公民社会组织.据了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2011年年初呼吁各国就承建气候技术中心提出建议.此中心的宗旨是促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技术合作与转让,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目前已有9家机构正式提交了承建建议书,其中包括位于中国上海的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     

基于产权约束的中国矿产资源管理体制分析

在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加强以产权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是关系到矿产资源利用效率高低和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从制度变迁来看,产权安排的不完善是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低效的主要制度根源.因此,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体制开始了适应性的制度变迁.本文针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的现状,以产权约束为基础,认为一种有效率的矿产资源管理模式应当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寻求资产化管理与资源性管理、行政和市场配置方式的最优组合,而模式构建的核心是市场化的矿产资源配置制度安排,其主要表现为把矿业权作为一种产权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评估、拍卖和交易等商业活动.所以,矿产资源产权改革市场化的实质是在坚持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对矿产资源使用制度和价值流转体系进行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的改革大有潜力,远没结束

现在我们面临很多腐败问题,这与经济转轨有密切联系,是因为没有把公权力私有化,而不是因为搞了市场经济。现在有人想再回到政府大包大揽的计划体制,这实际上是在走老路,最终的结果一定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中国还没有建成市场经济,现体制中还有许多由于旧体制没有改革造成的效率损失。中国的改革远没有结束,通过缩减政府支出、深化产权改革、推进金融国际化,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增长源泉。     

农地资源不同价值属性的产权结构设计实证

农地是农业的基础、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农地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属性、生态价值属性和社会价值属性,而社会价值属性包括社会保障功能价值、社会稳定功能价值及其他社会功能价值。本文针对农地资源不同的价值属性进行了产权结构设计,经济价值属性对应于农地农用产权,社会保障功能价值对应的是农地发展权,其他的价值属性构成了农地的公共产权。通过建立农地资源不同形态的价值属性与产权、价格之间的关系框架,为农地产权价格的衡量提供了依据。江都市的实证研究表明:农地发展权价格和公共产权价格在农地完全价格中的比重高达81.85%,其中,发展权价格的比重最大,达到63.02%,是农用产权价格的3.47倍;而公共产权价格的比重也达到18.83%,高出农用产权价格4%。在征地过程中如果考虑农地发展权和公共产权,并将其权益分配给农民,那么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可以增加4倍多。     

公共治理与村庄自治视角下农户土地产权认知的形成

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是国家赋权的重要举措,农户对国家赋权的主观认知则建构了政策实施的重要基础。为辨析不同治理层面国家赋权对农户产权认知的影响特征及其差异性,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引入"国家赋权×农户行为能力"交叉项的Probit模型和Oprobit模型,并利用苏、赣、辽三省2 47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在公共治理和村庄自治层面对不同行为能力的农户产权认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求解不同主体行为能力下国家赋权对农户土地产权认知的偏效应,识别了治理层次与主体行为能力的互动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赋权更易提高农户对公共治理领域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且对行为能力较强的农户产权安全感知的激励作用大于行为能力较弱的农户,具有典型的主体"歧视性"。经验结果表明,国家赋权更易提高农户对公共治理领域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其次,国家赋权在村庄自治层面对直接行为能力较弱农户的产权安全感知的抑制作用大于直接行为能力较强的农户,但在公共治理层面则对直接行为能力和间接行为能力较强农户的产权安全感知均具有更强的正向激励。为此,本文认为政策改革需关注公共治理和村庄自治层面国家赋权的实施差异及避免主体歧视,产权认知领域的研究则需综合考虑国家赋权、社会规范和主体行为能力三个层次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