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究——基于VAR计量技术的检验分析

利用烟台市1986～2003年问的3类环境污染指标和人均GDP数据,基于VAR计量技术,通过变量平稳性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在时序维度的关系及其动态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人均GDP变化是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污染物排放并不必然导致人均GDP变化,这与研究期间烟台市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事实吻合;⑦在烟台市的经济一环境系统内,倒U曲线不是一般规律,选取不同的污染指标呈现出经济-环境间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③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冲击影响的滞后期短且是非渐进的,而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的滞后期较长且是渐进的;④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指标的预测方差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环境污染指标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方差的贡献度较小.建议要加强政府对环境的监控,建立起有效的产权保护体系与市场交易机制,注重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长江流域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与空间集聚

从长江流域协同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角度考虑,如何促进区域城镇化有序、适度及协调建设,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以长江流域10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熵值法构建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镇化的五维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依托ArcGIS平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究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特征、空间聚类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8～2018年,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均有下降,各地级市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离散程度趋于缩小态势。(2)耦合协调度良好及以上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等地。耦合协调度失调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源头地区、川西—藏东—滇北横断山区、甘肃陇南、乌蒙山区、雪峰山区、罗霄山区等地。(3)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可划分为热点聚集型、中部发展型、冷点聚集型、边缘游离型4种类型,人力资本、交通建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地理特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耦合协调度的区域格局。基于城镇化多维耦合协调发展,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保护的战略转变

粗放型增长模式严峻挑战中国科学发展 我国人均淡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5%;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0%;人均占有林木蓄积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83立方米)的12%;45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我国能源资源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7.69%和7.05%.     

抓住机遇 扎实工作 大力推进滇池污染治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滇池面临的环境压力进一步增大,发展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也更加突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滇池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昆明市委、市政府正广泛动员全市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抓住机遇,坚定信心,不畏艰难,苦干实干,以更大的力度和更加扎实的作风推进滇池治理.     

人地关系的危机和性质及协调思维

人地关系危机的本因是人类意识和社会经济行为与其生存环境的潜在利用方向、可承载量之间存在的巨大不整合和全面失衡,其核心是资源问题。人地关系的性质是多种人地关系因子共同作用的区间对应的函数关系。人类应当采取“多管齐下、本标兼治”的协调战略,树立资源中心论观念,着力于改善资源利用结构和效率,改进人地关系的关联方式和复合作用效应,建立多层次的人地协调工程,推动人与自然的根本和解和全面合作,最终实现两者的整体同一化和共生协调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思考和认识的永恒主题。目前,人地关系呈现出历史性和全球性的危机,已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障碍。探讨危机产生的根源,研究人地关系的性质,并从中确定调控人地关系的基本思维和方式,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南京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根据南京市1991～2003年经济与环境数据,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建立了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计量模型,进而评价了南京市的环境保护政策。研究表明：作为一个重化工业城市,南京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其环境恶化程度逐步得到遏制,部分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这主要归功于南京市政府近年来有效的环境政策和巨额的环境投资。     

淀山湖浮游植物营养限制因子的研究

通过藻类增长的生物学评价(Nutrient Enrichment Bioassay)研究淀山湖浮游植物生长限制性因子,并采用析因方差分析和事后比较方法分析营养盐（PO^3-₄P、NH₃N、NO^-₃N）对浮游植物生长速度、平均最大现存量和平均最大特定增长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磷对浮游植物生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能提高浮游植物的生长速度和现存量,且促进作用随磷浓度（0.13～0.53 mg/L）的增加而加强,磷是淀山湖浮游植物增长的第一限制性因子;低浓度硝氮（2.91～5.91 mg/L）对浮游植物生长有微小的促进作用,但高浓度（5.91～8.91 mg/L）的硝氮表现出抑制作用;氨氮对浮游植物生长有抑制作用,并随浓度（1.25～7.25 mg/L）的增加而增大;添加磷+硝氮能明显促进浮游植物生长,磷与硝氮之间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     

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人口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变

人口分布的空间演变是人口发展过程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形式,人口的集聚与扩散是诠释区域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形态的重要方面.对其研究有助于揭示人口分布现状的本质、理解区域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趋势.本研究运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并结合GIS技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人口密度为衡量指标,对西藏"一江两河"地区1990-2008年间人口分布空间格局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一江两河"地区各县市(区)人口总量和密度均有明显增长,人口分布总体上呈现出不断集中的态势.局部自相关分析揭示"一江两河"地区开始显现以拉萨市和日喀则市为中心的两个显著的人口高密度区,显示出该区域人口分布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对以拉萨市、日喀则市和乃东县为中心的区域密度函数进行拟合.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一江两河"地区空间发展正逐步由20世纪90年代单中心(拉萨市城关区)阶段,向目前的多中心向心集聚阶段转变,除拉萨市城关区外,日喀则市和乃东县集聚能力开始显现.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区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本文以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数据为基础,从长江经济带、区域和市域视角,采用熵值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均衡发展模型测度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并使用ArcGIS10.2得出二者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图。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呈现相对平稳增长,2013年总体上达到较高协调发展水平。从区域视角来看,协调发展度呈现阶梯特征即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状态,且自2009年起3大区域协调发展度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市域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2006-2008年协调发展度的发展速度慢,2009年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在空间上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东北高、西南低,并表现明显的"城市群集聚"发展特征。长江经济带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进程中应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中上游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群"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转变土地财政思想,真正实现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概念框架

综合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是以“发展中促转变,转变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原则为指导原则,分析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并根据西部地区当前经济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数量,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如区域规划、区内调整,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的绿色发展.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中国西部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特有挑战与机遇,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最后,本文针对该绿色发展框架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提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是当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进程中最为迫切的需求,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和实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同时西部地区政府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将保护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区域扶贫开发相结合,加大对以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为目的的各类工程的投入,强化区域绿色基础建设和生态服务供给,缓解西部地区贫困,提升区域绿色发展进程的速度和质量;开展财政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各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各省发展需求与条件实施以生态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模式,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重点和限制开发区尤其是贫困集中和区域发展潜力较大地区,鼓励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以引导长期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