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预防性安全社区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在本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而公共安全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和谐社会不容忽视的指标之一。     

充分认识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

国家“十一五”（2006—2010）规划纲要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十一五”的重大战略任务。时至今日,“十一五”规划已经完成过半。本刊就循环经济的有关问题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进行了专访。     

基于TM与MODIS遥感数据的农业旱情监测——以河北省为例

以河北省冬小麦种植区域为研究区,基于TM和MOD IS遥感数据,利用植被供水指数法确定了研究区旱情等级。首先,将其与遥感解译获得的冬小麦空间分布图叠加得到受灾冬小麦空间分布图;然后以1 km的距离在受灾冬小麦周围做缓冲区,并与通过人口密度模型获得的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图叠加,得出受灾人口空间分布;最后基于光能利用率改进模型构建粮食产量回归统计模型,得到粮食产量。目的是从粮食产量和作物受灾影响人口两个方面对农业受干旱影响情况进行遥感监测和定量评价,以期为相关部门制定防灾、抗灾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2004年研究区:(1)春季受灾面积小,仅占16.4%;(2)旱情较轻,以轻旱为主,占受灾面积的89%;(3)冬小麦种植面积约为23 965.0 km2,受灾面积约606.3 km2,主要位于唐山市和保定市;(4)粮食产量回归统计模型精度达到了87%,冬小麦产量约为11939247 t,单产约为498.8 t/km2。     

福利约束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调研数据,构建包含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功能活动和自由程度的可行能力框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福利水平对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并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机会、政治参与和心理感受等福利状况的改善均可以有效降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其中,职业培训、子女上学情况和政治参与状况的改善对降低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最为明显,表明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福利诉求已经从早期的收入水平提升和社会保障转变为社会机会和政治参与。农业转移人口不仅关注自身的社会机会,同时还关注下一代的社会机会,表现为通过职业培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为子女争取更好的上学条件提升代际的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的分组计算表明,福利对逆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对于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更为显著。高收入群体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导致其对于福利的诉求更强,因此福利水平改善可以明显降低其逆城镇化倾向。而低龄化群体大部分为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等更接近于城市,留在城市的意愿强烈,因此其福利水平改善也可以显著降低逆城镇化倾向。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方面,继续完善居住证制度,逐步剥离和户籍绑定的福利制度,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对城市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应针对重点福利诉求和群体制定倾斜性政策,重点解决职业培训和子女上学等问题,优先满足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市福利的诉求。     

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发展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助力脱贫攻坚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探讨了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构建了影响效用实证模型,以鄂西16个贫困县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发生的具体原因,并针对各县市实际发展情况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为贫困山区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出科学参考。结果表明:(1)耕地利用转型从功能形态转型和空间形态转型两方面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其中功能形态包含作物生产、生活保障、生态保护三种形态,空间形态包含景观格局和数量分布两种形态;(2)耕地利用转型在一定时期内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长期来看,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性;(3)实证发现,房县、长阳县、建始县、来凤县等4县耕地功能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存在促进效用而空间形态转型存在边际递减效用,郧县和咸丰县则是空间形态转型存在促进效用而功能形态转型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性;(4)郧西县、竹山县、丹江口市、秭归县、恩施市和巴东县等6县市耕地功能形态转型和空间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均存在促进效用,竹溪县、利川市、宣恩县和鹤峰县等4县则均存在边际递减效用,验证了机理分析的正确性。论文还从利用地租地价杠杆和土地工程技术、完善耕地政策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贫困山区耕地利用与管理的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背景下,生产要素加速向大都市区聚集,包含多个城市群的经济带成为参与区域竞争的重要单元。基于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数据,利用莫兰指数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这可能得益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较为成熟,已经初步形成综合性的交通网络,以及选取的省级研究尺度。接着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就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前者对后者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存在自身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与理论预期、现实情况以及现有研究结论一致,忽略空间影响可能导致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和实际资本存量表现为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政府支出则表现为抑制经济增长。长江经济带应进一步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加快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交通网络综合运行效率,提高劳动力利用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同时避免过度的政府投资。     

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     

新环境库兹涅次曲线: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2002-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模型,选取工业用水的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分别对我国31个省份进行全国以及地区分组研究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所选指标与区域分组密切相关,工业用水的绝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分别呈现"N"型、倒"U"型、"N"型和单调递增形态,工业用水的相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分别呈现倒"N"型、倒"N"型、"U"型和倒"N"型形态;②当前,就工业用水绝对指标而言,只有东部组别中的北京、天津和上海获得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下降的"双赢";就工业用水相对指标而言,全国组别中的北京、天津和上海,东部组别的全部省份以及西部组别中的内蒙古获得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强度下降的"双赢"。因此,各地区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等,提高工业用水效率。其次,要有效地缩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获得工业用水下降与经济增长的"双赢"。最后,给我们提供一个积极的信号:工业用水不会一直增加,在跨过某个转折点后,会出现停止增长,甚至下降的趋势。     

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