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发展、清洁电源接入与地区能源效率

鉴于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超高压和特高压电网,彻底弥补了电力跨区配置的电网基础设施短板,并且为清洁电源并入电网和跨区消纳提供了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克服我国电力负荷中心和能源基地的区域布局不协调,而且有益于缓解日益严峻的能源利用率低下和环境污染问题。本文利用1991—2012年全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清洁电源并网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为保证实证结果稳健性分别在线性和非线性实证框架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两种方法估计了清洁电源接入高压、超高压和特高压电网的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异质性效应。实证结果显示:(1)我国电网基础设施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明显的增进效应,特别是超高压电网在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上表现的最为突出,在特高压骨干网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起到了支柱性作用。(2)高压、超高压、特高压与清洁电源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始终位于负数区间,反映清洁电源并网的能源效率绩效并不明显,受限于并网规模和机制缺陷,还没有发挥出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作用。(3)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高,各等级电网对地区能源效率的益处越来越明显,并且存在着门槛效应。(4)特高压电网对地区能源效率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高收入省份,这些省份作为电力消费负荷中心,大规模接入清洁电源对能源效率改善裨益明显。接下来,需要根据地区的能源禀赋结构选择清洁电源的并网模式,完善的电网基础设施、合理的电源结构还需要配置以高效的清洁电源并网机制才能不断增进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按要素分解分析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运用经过改进的贫困分解方法和贫困弹性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状况与城市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静态分解显示,我国城镇化中不存在要素短缺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均为要素的分配效应所致,同时城镇化对三种贫困指标的分配效应为:在城市贫困广度上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在减弱;对城市贫困强度和综合状况先具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衰减更快,最终演变成了增贫效应。动态分解表明:城镇化变动对城市贫困广度和贫困强度变化的总效应均为减贫效应,但减贫力度呈现逐渐变大后缓慢变小的"V"型轨迹,对贫困综合指标总效应减贫状况呈现出波浪式的衰减趋势;从总效应内部结构看,总效应的波动变化主要是由城镇化分配效应波动变化所引起,而在相当程度上,总效应在某些时期表现为减贫作用,都是城镇化收入效应的功劳,但其减贫能量在衰减;弹性分析结论更加有力印证了对贫困动态分解的上述结果。因此,要继续保持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变化为减贫的总效应,应从主要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的收入减贫效应,转变为主要依赖城镇化对城市贫困的分配减贫效应,这是今后降低城市贫困的可取途径。     

基于环境修正的中国畜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运用广义马姆奎斯特指数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结合的方法,将畜禽粪污排放作为一种无法避免的投入纳入考虑,对1997~2011年中国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表明:1中国畜牧业增长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来扩张的外延式增长,要素之间的整合协调并不充分;2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随着畜牧业污染情况的加重两者间差距在逐渐扩大;3中国畜牧业总体处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产值增长由技术进步支撑,但生产效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4受到资源和空间、生态环境以及政府规划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六大区域的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其中东北地区的畜牧业发展最为协调,而西北地区最为落后。     

企业环境管理会计核算框架与方法研究

企业环境管理会计从环境的角度,将企业的环境影响纳入到环境会计的核算范围之内,构建一些实物型或价值型的环境业绩指标,表达企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或损害。本文立足于国际环境会计应用案例,结合财务会计特征和我国目前的环境数据基础,研究提出了中国企业环境管理会计的基本内涵和方法框架,并就如何加强企业环境管理会计的应用进行了讨论。     

环境的历史书写与文明的价值判断——评《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

作为早已被学界公认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力作,马立博(Roberts B.Marks)教授所著《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以下简称《虎》)近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在当前国内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的局面下,显然具有相当的必要和意义。从该书的题目我们便可以明了全书研究的时空范围及其主旨。所谓"帝制晚期",大体相当于15～19世纪的明清时期,而此处的"华南"即岭南,从今天的行政区划上来讲即是广东和广西两个省份。在此时空范围内,作者将整个岭南地区视为一个生态系统,而题目中所列举出的老虎、稻米、丝稠和泥土则分别是具有相应代表意义的生态要素。在笔者看来,可以不尽恰当地把老虎看做自然生态的代表,粮食则是人口与土地结合、与气候     

基于垂向沉积的近百年来鸭绿江河口环境演变分析

对鸭绿江河口剖面沉积物中生源要素和重金属含量的垂向变化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重金属元素之间和重金属与生源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总结了近百年来鸭绿江河口地区的环境演变过程.结果表明,除Cu以外,Cr、Ni、Zn、Cd、Pb、As和Hg之间及它们与生源要素之间有着很高的相关性,主要来源于工业和农业污染物排放等,Cu与其他环境因子有着不同的来源,人类活动对鸭绿江河口地区环境变化贡献极大;鸭绿江河口地区的环境演变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总体上鸭绿江河口地区的污染状况日益严重.     

生态补偿机制要素、系统结构与概念模型的研究

在系统解析生态补偿机制概念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生态补偿机制的主体、对象、方式、标准、法律与政策等基本要素和系统结构,构建了包括补偿主体子系统、补偿对象子系统、补偿操作子系统和补偿保障子系统的生态补偿机制概念模型,该模型描述了生态补偿机制的自身运行方式和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作用关系,最后指出科学构建和成功实践生态补偿机制亟待解决的若干核心问题和难点问题.     

港口城市演变趋势的剖析及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

通过分析诸多国际上典型港口城市发展历程及其演变趋势发现,港口与港口城市各有其发展趋势路径。其原因一方面系港口与港口城市两者所需发展要素并不完全一致,各有其发展动力引致;另一方面两者在发展阶段很容易受外在政、经环境因素影响,进而导致最终发展趋势的相异。本文以香港、鹿特丹、浏河与伦敦等港口城市为案例进行研究,即可看出各案例间演变趋势的分歧所在。通过本文分析,建议港口城市所在区域各级主管机构制订港口城市发展方向时,应注重统筹区域全局利益并以局部港口发展的总体利益最大化为中心;决策者在拟定或选择发展战略时,应以港口城市与整体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为战略发展目标,根据各港口与港口城市发展要素可能出现的变化,主动并积极地配置调整资源投入,以适应自身的发展特色,避免有限资源重复性配置损失。     

中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决定因素

水是战略性经济资源,中国是全世界13个人均水资源贫水国家之一,为解决水资源紧缺问题,确保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节水目标,关键是用水效率水平。在当前的经济、技术水平下,中国未来可能实现的节水潜力在于省际之间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差异,科学地计算各个省域的用水效率就成为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应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测算省域的用水技术效率;将用水量引入C—D生产函数,计算出考虑水资源因子的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相关分析方法研究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别,省际的用水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存在差异,两者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有空间集聚趋势,效率等级结构在时间上存在着稳定性。导致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生产率等,从省际实际出发,制定并实行差异化的政策,为提高用水效率、实现节水目标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