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环保工作绩效评价指标——关于环境损害指数的思考

用环境损害指数(E)这样一个新的指标,能更加简洁、直观,综合地建立反映一个区域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之间协同发展的定量关系,更加科学地分析、比较和评估二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有利于综合反映一个地区环保工作绩效,权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利弊取舍.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解读

当前,我国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改变,一些地区污染排放严重超过环境容量,环境安全保障压力持续加大,突发环境事件高发频发,造成巨大损失。按照国务院关于实行环境应急全过程管理的总体部署,环境保护部将全过程管理主线贯穿于环境应急管理始终,高度重视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损害评估等事后管理工作,妥善处置了所有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有效降低了突发环境事件所造成的影响。为进一步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生态修复案件中的责任承担和法律适用——以广州市白云区鱼塘污染公益诉讼案为例

近年来,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实践的关注点已经从原告资格问题转移到了环境公共利益的救济问题,多起生态修复案件的出现进一步推进了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探讨.2014年12月,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广州市白云区鱼塘污染公益诉讼案虽然是一件小案,但该案也集中了环境公益诉讼诸多核心问题.本文通过该案,分析了污染转移过程中造成生态损害的责任承担,污染事件中公共利益的认定,生态修复案件审理中的法律适用等问题.文章认为,生态修复作为新兴的、复杂的法律救济手段,司法实践在运用这一手段时面临许多挑战,有待进一步思考.     

噪声污染侵权责任中“噪声污染”的界定

判定是否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首先是对噪声污染的概念的界定,现行法律对该概念的界定主要采用“超标+干扰”的主客观相结合要件,实践中出现了扰民但噪声不超标的情况,由于不符合“环境噪声污染”概念而难以得到救济.对噪声污染概念的重构需要考虑到行政法中和侵权法中该概念的不同,其蕴含的价值区别.参考国外立法并结合我国实际应将超过忍受限度作为对噪声污染概念界定的标准之一,在保护人身的同时将对财产的保护也纳入保护范围之内.在环境噪声污染侵权中,法院在适用法律裁判案件时,不应运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关于环境噪声污染概念的界定.     

中国环境损害评估方法研究综述

进行环境损害评估方法的研究,对于完善损害量化的技术标准体系,推进中国环境损害评估具有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意义.本研究对直接市场法、揭示偏好法、陈述偏好法、效益转移法、等值分析法等进行了分析,讨论了上述方法在应用中的各种案例,阐述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并对适用条件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环境损害评估范围,加强效益转移法、等值分析法等研究与实践,建立基于多种损害类型的评估技术体系等建议.     

溢油污染对滨海旅游业的损害研究

石油业和滨海旅游业是现代产业体系中关联度较小的两个产业部门,但它们在现代社会共同具备的快速发展特点,使两者之间形成了"破坏与被破坏"的特殊关系。海上石油开采输运、海上船舶运输和港口码头作业等生产活动的快速增长,导致溢油污染事故随之增多,对同样快速发展的滨海旅游业构成威胁和破坏,致使滨海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海岸和海洋生态环境遭受损害,带来程度不等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本文以分析导致滨海旅游业受损的溢油污染来源为前提,全面剖析溢油污染对滨海旅游业的损害构成及损害程度影响因素,旨在引起政府和全社会对溢油污染防治的重视,采取措施消除或减小对滨海旅游业的威胁和破坏。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启动的驱动因素与机制完善:基于949个案例的实证研究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有助于生态环境损害的价值化评价与损害产生的因果关系分析,是损害修复与赔偿的重要依据. 然而,现有法律与政策尚未形成完善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启动机制. 为厘清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启动的驱动因素,以完善启动机制,在梳理现行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法律政策的基础上,利用Probit模型分析949个环境民事司法案例数据,探讨启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驱动因素,继而对启动机制的完善进行定性分析. 结果表明:目前生态损害鉴定评估启动主体较广泛,原告方主体类型、被告方主体类型、生态环境损害类型、审理法院级别等因素对损害鉴定评估启动具有显著影响;国家公权机关启动的鉴定结果认可度高于社会组织和私人主体,诉前鉴定的诉讼成本较低. 基于此,提出通过明确诉前以生态环境行政机关启动为主、诉中由法院决定是否启动的顺位规则,完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启动机制.      

环境侵权案中运用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思考——以河南省19户村民诉高某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为例

通过分析河南省平顶山市19户村民诉高某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审理经过,探讨代表人诉讼制度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的运用,指出在实践中还要注意对于环境生态利益等公益的关注和保护。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积极推动环境保护工作战略转型

2012年是斯德哥尔摩人类会议40周年,也是中国环境保护40周年,中国的环境保护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严峻的环境形势、快速的经济发展、深度的体制改革,都要求环境保护尽快实现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型.     

《生态补偿条例》立法构想

制定《生态补偿条例》是建设生态文明和法治中国战略决策的具体实施之一。生态补偿概念的界定是生态补偿立法的理论前提。《生态补偿条例》的结构安排应当满足我国生态补偿实践的制度需求,对生态补偿领域、标准、方式、资金等问题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