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利用国际法律制度研究

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利用的国际法应当是建立在资源生物特性之上的一种法律规范,只有符合资源生物特性的制度安排才能有效应对世界渔业危机。实践证明,将投入控制和产出控制相结合的制度安排是对资源生态整体特性的有力回应,能有效遏制资源衰退。从制度的本质来看,不得超越总可捕量的共同义务是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一旦突破总可捕量底线,权利的实现便不能得到保障,这是一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逻辑关系;其次,海洋渔业权制度公法色彩浓厚。无论是准入制度还是监管层面,离不开公权力的有效干预和保障;此外,渔业权权利束中的配额权和捕捞权亦非等同,没有获得配额并不意味着捕鱼权的消灭,有捕鱼权也并不意味着能够获取配额。权利的持续实现以遵守自然规律的捕捞为前提。最后,从制度整体看,公海渔业危机的化解,应是一个基于不同产权实施模式的综合管理问题,不仅仅是私人财产权,还应包括公共财产权、混合财产权等。只有牢牢把握制度实质,在科学确定总可捕量的前提之下,通过落实有限准入、健全分配机制、加强监管、深化合作等手段互相配合,才能实现公海渔业资源的永续利用。     

前沿动态

国际动态联合国2013年首轮气候谈判举行联合国2013年首轮气候谈判日前在德国波恩闭幕。5天会期中,与会各方就定于2020年生效的气候变化新协议及2020年之前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等议题交换意见,但未达成具体成果。目前,各方均接受新协议应适用《公约》的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对这些原则如何在新协议中适用存有分歧。     

三峡库区污染物总量分配的公平性评估

利用基尼系数对三峡库区污染物总量分配方案进行人口、GDP和水资源量等3个指标的公平性评估。175 m和145 m水位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的总量分配方案,在流域层次,计算结果在0.140~0.371之间,均在警戒范围0.4以下,分配方案公平合理;在长江干流控制单元层次,计算结果在0.393~0.578之间,超出警戒范围,公平性稍差。由于三峡库区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淡水资源库,也是重要的生态敏感区,保障其水环境安全是库区环境保护工作的首要目标,只有在确保水质安全的前提下,基于公平和效率的分配才有意义。此套总量分配方案在流域层次保证了资源在三峡库区内公平合理分配,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长江干流控制单元层次为保障水环境安全,实现控制单元的水环境管理目标,不以公平为主要目的进行总量分配也是被认可和接受的。     

土地沙化区农民特征与其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的关系分析——基于环境公平视角

论文根据对甘肃省土地沙化区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基于环境公平的视角探讨土地沙化区农民特征与其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的关系。从个体特征上讲,受访者性别和婚姻状况与其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与其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经济特征上讲,农民所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主要体现在土地经营收入的损失上,且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与其家庭年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趋势;从生态环境特征上讲,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有利于降低农民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通过分析认为农民所承受的环境灾害风险的不公平一定程度上是农民在社会经济领域所受到的不公平的体现,农民对环境不公平的感知在家庭年总收入10万元左右时最明显,环境不公平主要体现在环境灾害风险对土地经营收入的影响上。农民对生态环境治理效果的认知与对环境公平的感知具有一致性。     

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改进及国际比较

对人类发展指数进行绿色及公平修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28个国家1990—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生态足迹改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并对其分解探讨变迁原因,在此基础上进行公平校正构建综合可持续发展指数。结果表明:生物质盈余发达国家排名靠前,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高碳排放,生物质赤字国家通过转移别国资产维持发展,不平衡导致美国的综合可持续性下降;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与教育快速提升,但生态消耗及不公平度持续上升,抑制作用逐渐扩大,阿联酋排名末位,发展方式最不可持续;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主要来自健康、教育及低生态消耗的贡献。分项维度间高度相关,可持续发展需在社会、经济、生态、公平间进行更好的权衡。     

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公平问题探析

排污权与碳排放权系包含关系,对碳排放权属性的定位主要集中在许可证论、用益物权论以及环境权论三个方面。通过对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公平问题的必要性分析,探析初始分配效率、分配模式的内在缺陷和行政权介入对初始分配公平的影响。从加强制度衔接、确定总量目标、主体资格审查和提高监测技术等方面予以完善,以实现初始分配公平。     

自由的代价——轿车消费“外部性”评析

人们在享受轿车消费所带来的舒适、自由时却不得不面对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等诸多问题的挑战;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轿车普及所带来的便利和优越性,但轿车消费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却要全社会来共同承担成本和代价,这里面就隐藏着一个严重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当然,轿车消费的外部性问题还不仅仅体现在以“交易成本”为分析视角的经济学领域,还存在于社会心理、社会舆论等各个层面。     

基于31省MRIO模型的中国省际碳转移及碳公平研究

基于MRIO模型方法自主编制了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31省在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量,以及省际贸易隐含碳转移量.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各省在省际贸易隐含碳净转移与隐含GDP净转移之间的关系、污染贸易条件值以及碳基尼系数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省际碳公平性问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差异,各省在生产者和消费者视角下的碳排放量存在明显差异;隐含碳净转入省份多位于西部或属于欠发达省份,隐含碳净转出省份多为经济发达省份.中国31省在省际贸易中存在着明显的碳不公平现象,部分发达省份不仅让外省承担了自身的部分碳排放,而且获得了来自外省的GDP净输入,污染贸易条件值也小于1,在碳排放空间分配及经济效益上均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部分西部省份不仅为外省承接了部分碳排放还对外省净输出了GDP,污染贸易条件值也大于1,在碳排放空间分配和经济效益上均处于绝对劣势地位.2012年我国31省碳基尼系数在消费者责任视角下为0.24,在生产者责任视角下则达到了0.31,表明生产者责任视角下我国省际碳排放空间分配不公平性有所增强.     

环境问题的生物性根源

本文从人类的生物性去探索人类发展历史与环境的关系,揭示人类面对的环境问题源于其生物利益最大性。因此,要实现环境文明,应以“道法自然”为人类行为的起点,借鉴“中庸”思想,抑制生物利益最大性,提倡“制衡”思想和“家庭”观念,促进全人类的更广泛的公平。     

不境问题的生物性根源

本文从人类的生物性去探索人类发展历史与环境的关系,揭示人类面对的环境问题源于其生物利益最大性。因此,要实现环境文明,应以“道法自然”为人类行为的起点,借鉴“中庸”思想,抑制生物利益最大性,提倡“制衡”思想和“家庭”观念,促进全人类的更广泛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