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环境信息公开 建立社会监督体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掀起行政改革的浪潮,不少国家都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法律,以顺应社会各界对更公开、更透明的公共管理的呼吁。推行环境信息公开战略,大大降低了社会参与环境保护的信息成本。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督作用     

基于最优拍卖数量和资金再分配模型的碳市场有偿分配机制研究

拍卖作为一种有偿分配机制已经确立为我国碳市场配额分配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拍卖机制的灵活运用以及与市场运行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传统的排放权拍卖理论以政府收入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并没有将企业预算和交易策略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同时对于拍卖收入资金的再分配方法缺乏可行的指导。本文将企业的成本约束(或预算)作为一个因素引入,提出了最优拍卖数量模型以及基于双重红利思想的资金再分配模型。分析表明最优拍卖数量由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和二级市场弹性系数决定,二级市场弹性系数则取决于排放的不确定性水平;边际减排成本越高的企业,其承受的拍卖成本随着拍卖价格增长越快,这可能导致减排空间小的企业承担的拍卖成本增长过高,从而产生不公平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轮竞价的资金分配策略,根据企业参加拍卖的投标情况间接评估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水平,并制定相应的补贴标准。最后以广东碳市场为例,从市场结构、履约成本、市场价格三个方面深入讨论了拍卖对碳市场的影响以及最优参数的选择策略。广东的经验为拍卖机制的引入提供了良好的建议:在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引入拍卖机制可以快速建立一级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由于历史法的不可靠,拍卖会将履约成本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进一步放大,加剧市场的不公平问题,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拍卖收入资金的循环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一问题;短期内拍卖底价是政府建立市场预期的辅助工具,是在二级市场供求关系尚未建立时的一种过渡手段,但从长期来看随着二级市场的成熟,底价政策应该逐渐放松或退出,建立起一级市场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联动的定价机制。     

影响公众参与环保实效性的制约因素及建议

公众参与环保的实效性是指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际效果,它是公众参与环保事业的核心评价标准.公众参与环保实效性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环境信息的可获得性、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以及公众参与权利的保障程度.为了克服这些制约因素,提升公众参与环保的实效性,需要进一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推动环保组织的发展,促进环境公益诉讼以及强化公众...     

从公民环境权看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前景

在世界范围内,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公民行使环境权的基本方式,申请政府环境信息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开端,提起公益诉讼是保护公民环境权的最后一道防线。政府环境信息的公开程度,决定着公民环境权能否实现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走出目前的环境信息公开困局的根本出路,在于政府主动适应公民环境权的发展趋势,尽早实现环境管理模式的生态化,使环境信息成为福音,而不是负累。     

环境保护部、中宣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6—2020年)》

本刊讯环境保护部18日向媒体通报,环境保护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六部委近日联合发布《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这是六部委第二次联合下发的指导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将成为"十三五"时期各级环保、宣传、教育、文明办等部门以及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有力依据,对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全社会生态环境意识,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大数据时代的环境信息治理变革——从信息公开到公共服务

环境信息治理发展历经三个阶段:自给自足、信息公开与公共服务。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当前环境信息治理处于环境信息公开向环境信息公共服务的转型与变革。这次变革的核心是以公众为本位,表现为环境信息需求的公众主导,以及环境信息供给的公众参与,包括参与环境信息的供给决策、生产过程、以及公共服务质量监督与评价等全过程。当前环境信息治理变革的目标路径重点包括5个方面,即提高公众满意度、优化环境信息公开、严格环境信息质量控制、整合环境信息资源、实现多元供给。     

环境信息公开：我们向美国学什么？

我们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存在弊端,很多企业并没有重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信息监管已经成为了美国一项非常重要的监管模式．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例如美国的《有毒化学物质排放清单》制度）、环境影响评估、政务公开的法律法规、许可证制度和产品标识是其五种主要的信息披露工具。我们应当学习美国在大力推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经验,建立健全信息监管措施和必要的争议解决机制,鼓励广大公众的参与、支持与配合。     

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我国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吗？

环境信息公开作为信息化时代环境治理的新型武器,对我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财政体制和政治激励模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效果有待深入探究。本文基于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以2008—2016年120个城市数据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减排效应,并重点分析了不同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下存在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污染防治,改善环境质量,还能有效缓解财政分权引致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信息公开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马太效应”,对东、中、西部地区和大、中、小城市的影响均依次递减。对东、中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其治污效应较显著,而在西部地区和小城市尚不见效。积极推动全面环境信息公开,构建环境多元共治的长效机制,是决胜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所在。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进展与问题

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进展与成效,并分析了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在政策、机制、标准和平台等方面提出了建议:逐步规范统一相关法律法规中基本概念、明确重要范围,推动现有法律法规中关键条款落实与系统发力;建立规范统一的企业污染排放台账制度;建立数据校核机制和配套奖惩机制,全面改善提升公开的数据质量等。     

环境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环境知情权既是公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又是环境保护的必要民主程序.在阐述环境知情权的概念和美、日、加等国家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环境知情权的法律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并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中国加强环境知情权的法律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