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视域下西南民族地区生态法文化解析

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生态法文化具有存在于一定地域空间、适用于特定主体人群、夹杂生态规范属性、体现"开放但不普适"的特征。为发挥西南民族地区生态法文化的"软法"治理优势,亟需明确其立足小农户经营、关注现实人地和谐、体现特色生计文化的价值取向,把握其在保护当地脆弱生态环境、传承生态保护地方性知识、弥补制定法实施不足的功能定位。这不仅为当地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成风化俗"的文化支撑,也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软(法)硬(法)兼施"的法治保障。     

建平县农村废弃物排放和综合利用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户在生活、生产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废弃物。如何正确的利用这些废物，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对农村环境的污染，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建平县万寿乡平安地村废弃物利用的现状调查，指出对废弃物的利用途径。     

农户经济行为的分析与土地可持续利用

本文以农户这一微观主体的土地利用模型为起点,通过分析我国现阶段工农业关系及采取的政策对农户利用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影响,提出了转换农业政策、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农村物质循环系统的变迁及环境响应

在中国农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农户经济行为发生了改变,后者引发了农村物质循环系统的变迁,造成了农村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由此,在农村环境治理中,需针对农村物质循环系统来采取措施,构建适合现代农村的垃圾循环和回收系统。     

汉、藏、回族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比较——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北大核心CSSCI

社会资本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本,已引起学术界与决策层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为研究区,从网络、普遍信任、制度信任、规范等维度出发建立了社会资本测量量表,基于入户调查资料,对比分析了汉、藏、回族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研究发现:①甘南州农户的社会资本总指数最高、临夏州次之、张掖市最低,与其他维度相比,张掖市与甘南州农户的普遍信任度欠缺,而临夏州农户的制度信任度欠缺;②临夏州农户的网络水平高于张掖市与甘南州,张掖市农户参与率最高的协会/组织为医疗合作组织,而临夏州与甘南州为宗教协会;③甘南州农户的制度信任度远高于张掖市与临夏州;④甘南州农户的普遍信任度与规范水平均最高,临夏州次之,张掖市最低,且三个地区农户对同质群体的信任度均高于对异质群体的信任度,农户的互助水平均高于奉献水平与和睦程度;⑤农户户主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社会地位、与外界交流强度、生活满意度以及地区民族属性均对农户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指出了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研究中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新时期云南红河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农村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薄弱环节，更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难点所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又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农户调查年鉴、农户调查问卷，分析新时期云南红河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新时期云南红河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助于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民收入，增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主体，缓解农村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有重要作用。研究认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激发群众奋发向上的精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管理体制和制度创新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户视角下台湾农业技术在大陆扩散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韶关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兰花种植业为例

以广东韶关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兰花种植业为例,基于农户视角,构建三个维度下7个外因潜在变量,利用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台湾农业（兰花）技术扩散效果（内因潜在变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社会网络与主观规范因素、农户对台湾农业的认知因素、台湾农业特点因素、台湾农业技术服务特点因素及基础条件因素等对兰花技术扩散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应假设通过检验;农户创业特征及政策环境等两个因素对兰花技术扩散效果的影响不显著,相应假设未通过检验;试验区特殊的地域文化在促进兰花技术扩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试验区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根据兰花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制定合理的兰花产业发展对策。     

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的农户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状况研究——以鄂西地区为例

以鄂西地区利川市两类典型水土保持项目为例, 通过实地调查, 分析农户对水土保持工程的认知、行为特征及评价, 并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水土保持行为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水土保持的参与认知度较高, 但是责任意识较差, 更多的寄于政府, 同时农户主要以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形式参与水土流失治理, 但在水土保持维护、组织、监督管理方面参与度较低;农户的教育水平越高, 其参与水土保持的程度越高;影响农户参与水土保持行为的因素主要是农户教育水平和水土保持外部环境;农户是否愿意参与水土保持与农户教育水平、政府采取的增收措施和工程补偿、水土保持工程进展呈显著性关系;农户主动参与水土保持工程与农户教育水平、是否检举破坏水土资源行为呈显著关系。结果对于揭示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行为机理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