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级耕地质量综合评价及其时空演变分析

以山东广饶县丁庄镇为例,探索乡镇尺度耕地质量评价的体系与方法,以便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在系统分析耕地自然环境条件、土壤理化性质、农业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农户对耕地质量的影响并构建指标体系,以模糊评判法综合评价了1979年、2005年和2007年的耕地质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丁庄镇耕地质量不断提高,呈现出明显的时空演变规律。一、二级地所占耕地面积从1979年的0.060%,增加到2005年的91.42%和2007年的98.62%,耕地质量稳步提高;耕地离行政中心、河流越远,离渤海越近,其质量降低,东北部近海地区和镇政府驻地附近地区耕地质量增幅明显高于其它地区。研究发现,作物平均产量与耕地质量之间存在极显著的线性关系。该研究丰富了乡镇尺度耕地质量评价的方法体系,对乡镇耕地质量评价及其耕地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有积极指导意义。     

鄱阳湖区农户经济行为变化对农业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基于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鄱阳湖区7县市17个村子的农业生产活动和耕地流转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来源和谋生能力决定着该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目前外出打工的农民中年轻人最多,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年长者;家庭收入的无保障和外出打工的不稳定性,使得大部分农民仍把土地作为重要的生活保障手段;劳动力依然处在低水平状态,而且支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后续劳动力严重不足,农村社会即将面临老龄化问题,农业生产系统的脆弱性日趋严重。为使当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在研究区域内实施有效的、具有造血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以增加农户收入,改善恶化的人-地关系,同时还需要采用耕地流转土地管理机制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农业机械化对山区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浙江省山区26县的面板数据

农业机械化对山区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以及如何促进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仍然是共同富裕进程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基于2007—2020年浙江省山区26县的面板数据,运用FGLS法检验农业机械化对山区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山区农业机械化主要通过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户工资性收入的提升;(2)小型农业机械的数量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小型农业机械有利于山区农户收入的提升;(3)通过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地形对于农业机械化促进农户收入提升具有正向作用,即便存在地形条件的约束,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依旧能够显著增加农户收入。浙江省山区26县应采用适合山区丘陵作业的小型农业机械,提高山区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以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浙江省山区26县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实现共同富裕。     

农户生计韧性驱动机理及其生计环境效应

农户生计发展面临诸多风险,增强其抵御内外部风险的韧性对于稳定扶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韧性评估框架,从生计资产、农业交流和学习、适应能力、社会安全网、基本服务可及性5个维度构建农户生计韧性测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湖北大别山区七里坪镇开展实证研究,以302份农户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农户生计韧性的驱动机理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韧性整体处于中高水平,与各维度存在共生关系,呈梯度渐进增长态势,其中适应能力是农户生计韧性的短板。(2)健康状况、劳动力数量、信息获取渠道、地方性社团或组织、农户与村民关系、集体事务参与程度、村干部工作满意度和规章制度运行情况是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关键因素。(3)农户生计行为的环境负外部性随农户生计韧性增加而增大。对此,应提高农户适应能力,从多维度增强生计韧性并降低农户生计的生态环境成本,以有效促进农户生计和生态可持续发展。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

绿色生产技术对于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福建省茶叶种植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采纳绿色生产技术能显著改善茶农的收入水平。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茶农,其家庭年收入可增加32.60%。(2)绿色生产技术具有互补效应,即同时采纳施用有机肥、生物农药2种绿色生产技术的茶农,其家庭收入的提高幅度远大于只采纳1种绿色生产技术的茶农。(3)从作用机制上来看,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提高了茶叶的市场价格,从而促进茶农积极扩大茶叶的种植面积,以便获得规模效应。鉴于此,政府应当加强对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特别是对多项技术联合推广的政策扶持,并加强绿色技术队伍的建设。     

城市化背景下宅基地利用的租值消散与农户行为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下辛堡村为例

随着城市扩张和城乡空间的急剧演变,农村宅基地的区位和功能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扩张带来的建设用地需求提升了宅基地的潜在价值。然而,集体土地制度对农村宅基地产权权能的限制,将使宅基地利用过程中部分土地租值被置入“公共领域”,形成“非专有收入”,进而在竞争下导致租值消散。论文基于产权管制和租值消散理论,分析宅基地功能和资源价值转变下,集体土地制度对宅基地的产权管制所造成的“公共领域”和“非专有收入”,并以北京市城中村为例解释农户降低租值消散的宅基地利用行为。在此基础上,以消除资源价值的“公共领域”为原则,提出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为城市化背景下提高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和调控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提供科学依据。     

粮食补贴政策与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研究

粮食补贴政策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随着国家粮食补贴资金投入力度的逐年加大,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提高,家庭劳动时间分配很可能因此而产生调整。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嵌入粮食补贴政策的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模型,理论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然后基于粮食主产区安徽省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方法,实证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劳动时间供给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调动农民从事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在农业内部工资率低于非农均衡工资率的情况下,这种由粮食补贴政策诱发的农户劳动就业行为变化对家庭经济收入的负面影响将超过当前的转移支付水平;若粮食补贴政策旨在稳定或增加农民收入,那么当前的补贴政策需要进行根本性调整。     

农户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关系到生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影响到农村生态系统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以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城市群内的650个农户为有效样本,分析了农户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及其五种表现形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劳动力投入行为中收入来源、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面源污染有显著负面影响,家庭常住人口、家庭人均年收入对生活垃圾污染分别有显著正、负面影响;②农户文化程度越高,越能认识到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③经营规模越大,农业面源污染越严重,而对其它四类表现形式影响不显著;④农业投资力度越大,为提高产量而会造成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及水质污染;⑤农户经营组织行为中,有机肥施用行为会造成农业面源污染,这些未施用的有机肥又会加剧生活垃圾污染,而且有机肥使用越多,农业面源污染及水质污染也就变弱。另外,参加技术培训会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和水质污染。可见,农户经营行为更多地是在影响农村生态环境中的农业面源污染、水质污染及生活垃圾污染,对空气噪音污染及工业转嫁污染的影响并不明显。     

农村市场化对农户耕地流转的影响——以沪苏皖农户调查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农村市场化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关系越发紧密。为揭示农村市场化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围绕农产品销售市场和土地流转市场两方面,运用农户调查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耕地流转费用和农产品销售价值的高低决定着农户土地预期及农业效益的实现程度,对耕地流转概率和流转面积产生了显著影响。同一要素对流入和流出的推拉作用往往是相反的。农户特征、耕地资源和地区差异等要素对耕地流转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流转动因相一致。由于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尚不健全,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规模经营,规范土地流转,有助于改善农户福利,优化农业土地利用结构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分析

针对农户耕地保护成本进行经济补偿是未来耕地保护机制改革的趋势.然而耕地保护的成本往往不为受益者所知,因此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标准难以确定.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作为分析基础,针对政府和农户之间信息对等和不对等两种情况设定政府的效用函数和农户可接受的补偿标准函数,经过公式推导,得出如下结论:完全信息条件下,政府若根据低成本地区的补偿标准对所有地区的耕地实施补偿支付,将导致高成本地区实际得到有效保护的耕地面积会低于政府计划标准;而政府若根据高成本地区的补偿标准对所有地区的耕地实施补偿,将诱使低成本地区农户擅自增加耕地面积,导致生态环境退化,因此,委托人应根据代理人的不同耕地保护的成本确定不同的补偿标准.非完全信息条件下,与完全信息条件下相比,低成本地区的农户获得的补偿要高一些,而高成本地区的农户获得的补偿要低一些.在补偿机制实际运作过程中,若政府要想确保耕地保护政策得到有力实施,就必须对那些具有低成本的农户付出一定的信息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