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河流环境保护市场化探析

从河流使用的外部不经济的角度研究了农村河道淤积、河流污染的经济本质,把环境问题与经济问题接轨,设计了4种市场化模式对农村河流环境进行长效管理。最后实证研究和分析了汉留镇“以地养河”的河道清淤、保洁市场化模式及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     

沼气进农家 环保又节能——宝坻将建成7万座户用沼气池

农村推广普及使用沼气，是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的最好方法。天津市宝坻区近年来在推广农村清洁能源上重点实施了沼气工程建设．到目前全区已建成户用沼气池213座，2006年底前可建成1000座。“十一五”期间，全区将累计建成户用沼气池70000座．使全区一半以上农户用上清洁能源，彻底改变农村庭院环境面貌。昨天，“津沽环保行”采访团专程来到宝坻区，深入到农户家中采访使用沼气的情况。     

当前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对策建议

分析了当前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各级不够重视、环保法律软弱、各部门规划不协调、污染严重、违法打击不力、治理技术落后等突出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加大考核力度、修订法律、科学规划、加强打击、提高治理技术水平等对策建议.     

保护生态环境的有益之举：记鄞县梅湖农场和上李家村管道沼气工程

近些年来,在宁波市广大农村的许多地方,由于多种原因,人畜粪便已经成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废弃物,禽畜规模养殖地更甚。另一方面,由于能源短缺,大量利用柴草作生活燃料,使山林植被、秸杆还田逐年减少,加剧了     

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农村脱贫致富

今年5月22日是第11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其纪念日的主题为“生物多样性——变化中世界的生命保障”。在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经济贫困地区。中国是一个约有300。多万贫困人口的生物多样性大国，许多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周围聚集了众多的农村贫困人口。为此，我们要正确认识保护与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同农村脱贫的关系；进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促进农村脱贫致富。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影响了我国经济水平较低、环境管控力度较薄弱的农村地区的发展.通过对新冠肺炎防疫过程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剖析,探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垃圾堆积、污水处理不当、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不达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农村人居环境薄弱环节,存在形成病毒传播扩散途径的风险.而交通运输限制虽然有效抑制了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但也致使农村人居整治工作延滞.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扩散在短期内限制了农民行为活动,降低了群众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热情.据此,建议应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制度,完善整治工程技术,从而在有效管控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同时,更好地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疫情过后恢复农民生活、农业生产以及农村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基于LCOE模型的光伏发电经济效益分析:以宜昌农村地区光伏扶贫电站项目为例

光伏发电是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发展战略,也是资产收益扶贫的重要方式.为了探讨光伏发电项目对政策的依赖性及其在经济上的可持续性,采用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模型开展研究,并开发出平准化度电净现值（LNPVE）模型用于研究光伏发电项目的长期经济效益及其影响因素.将上网电价与补贴作为效益指标引入LCOE模型,即得到LNPVE,LNPVE为折现度电收入和折现度电成本之差.LNPVE模型不仅能将政策因素引入经济效益分析中,同时还能考虑效益变动,从而分析光伏发电项目的经济可持续性.以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峡口镇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为案例的分析表明,从LCOE模型结果来看,案例项目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然而从LNPVE模型结果来看,现行补贴上网电价下案例项目的长期经济效益仍存在不确定性,且这种不确定性随着光伏发电上网电价补贴“退坡”政策的出台而有所强化.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案例项目经济效益的首要因素是技术因素,其次是政策因素,再者是经济因素.若案例项目以无补贴标杆电价平价上网,则需将单位造价降低19.3%或者年利用小时数提高14.8%;若要进一步实现以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平价上网,则需将单位造价降低97.0%或者年利用小时数提高182.1%.因此,应当针对光伏发电特别是村级光伏扶贫项目实施必要的电价补贴,将补贴“退坡”与提高光伏发电效率相结合,并将有针对性地提高补贴效率作为光伏电价补贴的重点,同时高度重视技术改进及推广应用和运营维护的成本降低及质量提高,以持续实现光伏发电项目的经济效益.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污染排放及环境治理效率

当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利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成果,分析了我国2017年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情况,并基于熵值法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从技术效率、经济效率两个角度对治理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我国农村生活污水中COD排放量约占生活源排放总量的50.8%,NH₃-N、TN和TP排放量分别占生活源排放总量的35.0%、30.5%、38.7%,污水及污染物排放去向以直排入水体、直排入农田和其他途径为主,三者占80%以上.②我国沿海用水量较大地区的水冲式厕所比例超过80%,且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比例仅为11.0%,导致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技术效率仅为8.6%,且区域差异较大,其中有23个省份小于10%,技术效率普遍较低.③相比浙江省、上海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等地（经济效率均为1）,我国其他省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经济效率有很大改善空间.农村生活污水中人均COD排放强度、人均NH₃-N排放强度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均呈一定的倒“U”型关系,人均TN排放强度、人均TP排放强度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EKC则均呈“N”型特征,有波动上升趋势.研究显示,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与城镇相比,农村的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应以源头减量、分类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加强统筹规划,梯次推进,加快提升我国农村污水治理水平.      

黄土高原沟道治理：几百年来与洪水和泥沙的斗争

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沟道密集,长度大于500 m的沟道有666700多条。正是这些纵横交错的沟道,把黄土高原切割得支离破碎。在新中国成立前,黄土高原沟道治理的历史实际上是当地老百姓与洪水泥沙作斗争的苦难史。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障黄河的安澜,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纳入到国家议事日程,其中“治沟”一直是重头戏。在黄土高原沟道治理中,淤地坝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经过70年的努力,淤地坝建设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工程质量,扩大建设规模,为控制黄河泥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黄土高原沟道治理出现了新的模式——治沟造地工程。实际上,治沟造地是淤地坝建设的继承与发展,包括坝系建设、旧坝修复、盐碱地改造、荒沟闲置土地开发利用、生态建设等多个方面,是一种综合的沟道治理体系。当前,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驱动下,黄土高原沟道治理已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需要融合自然科学和经济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发展问题。因此,未来黄土高原沟道治理,不仅需要与洪水和泥沙的斗争,还需要与贫穷和落后作斗争,将沟道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提高黄土高原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